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著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
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爲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曆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3〕和董卓〔4〕大亂之後，而且又是
锢〔5〕的糾紛之後，這時曹
〔6〕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志演義》〔7〕，更而想起戲臺上那一位花面的
臣，但這不是觀察曹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曆史，在曆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爲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
爲什麼呢？因爲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一，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爲容易了，因爲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晉南北朝文》〔8〕。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面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晉南北朝詩》〔9〕。——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于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中古文學史》〔10〕。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種書對于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
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爲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不能不如此。曹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11〕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
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
。他爲什麼要尚通呢？
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系。因爲在锢之禍以前，凡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裏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12〕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通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産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在曹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
〔13〕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14〕，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于何
何，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
服和伎女怎樣置等問題〔15〕。
陸機雖然評曰“贻塵謗于後王”〔16〕，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裏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17〕，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18〕，還有明帝曹叡〔19〕，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于通之外，更加上華麗。不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裏面說：“詩賦慾麗”，“文以氣爲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20〕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爲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爲藝術而藝術〔21〕（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爲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于千載〔22〕；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23〕，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爲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24〕，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桢，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爲“建安七子”〔25〕。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
戚朋友死于亂者特多，于是爲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搗亂。曹丕《典論》裏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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