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魯迅譯著書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初版。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爲“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爲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于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于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1〕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2〕這一個惡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3〕,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4〕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5〕,太陽社〔6〕,“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7〕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爲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余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爲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8〕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9〕,也終于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
。”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著的《語絲》〔10〕,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別,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麼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裏。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
文藝論戰》〔11〕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
,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
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爲了盧布”〔12〕說,就是老譜裏面的一著。自問和文藝有些關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13〕的痕迹,也沒有懷著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爲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爲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呐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這集子裏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書籍的序引,卻只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裏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爲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爲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爲《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爲只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14〕,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于驚爲“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
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15〕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爲《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産階級之名,指爲“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16〕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爲無産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17〕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18〕。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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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二八戰爭時,作者住在臨近戰區的北四川路底,戰事發生後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內山書店支店,三月十九日遷回原寓。〔2〕“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梁實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發表《“不滿于現狀”,便怎樣呢?》一文,其中說:“有一種人,只是一味的‘不滿于現狀’,今天說這裏有毛病,明天說那裏有毛病,有數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無窮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葯方,他格外的不滿……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可作的樣子。”
〔3〕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從廣州到上海後,曾先後應邀在一些學校講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勞動大學作題爲《關于智識階級》的講演,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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