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還沈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麼一個時期，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經偷過
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
。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與漢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與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屍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蒙頭大睡。這很省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氣，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能搬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塊石頭抛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個敵人，有什麼用
呢？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車與重炮。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劃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捆赴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他願意等著文憑與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
奴。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土收複了的一天。忘了祖與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只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範明力和吳聰找了來，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系的學友。範明力的
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
靈，嘴
很厚，老老實實的象個中年的教師似的。吳聰很瘦，黃黃的臉，窄
，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氣比他的身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卻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範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著，作爲不便說什麼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聰試著步兒說，語聲不象往日那麼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哪裏去？爲什麼逃？難道這裏不是我們的土地？”“我也這麼問過自己，”吳聰的語聲高了些，“我並不一定要逃。我是這麼想：咱們死在這裏太可惜，而且並沒有什麼好。”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著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象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夫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願作亡奴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沒有高低；在爲犧牲上，誰的血灑在地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愛不愛，一半是決定于知識，一半是決定于情感。在爲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我們若是壓製著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爲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鬥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爲作英雄；死是我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不是什麼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我不逃，我要在這裏死。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與原因，去定重輕。”“我明白了你的意思！”範明力的厚嘴好象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著。“死不爲是急速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腦門上漲出些紅亮的光：“我不是什麼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乘機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埋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吧，”吳聰把窄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願意陪伴著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範二人也都立起來。
“吳聰，範明力，王文義，願爲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與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範一齊應聲。
一種純潔的微笑散布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著芬香。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著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著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用智慧配合著勇敢，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他們耳中仿佛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象是回應著那呼召，而從心弦上顫出民族複興的神樂。
***
在驢兒胡同的口上，無論冬夏老坐著一個老婆婆。灰塵仿佛沒有撲落過來的膽氣，她老是那麼幹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著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著一些和悅
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還沒有花，可是手總發顫，作不來細活計了。她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夫們，記著誰誰剛才往南去了，或誰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裏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後，胡同口上好幾天沒有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到這件事，因爲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著膽出來，誰還顧得注意她：土已丟失，一位老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裏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卻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顔
，她所認識的人還作著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著一層羞愧。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著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著悲苦慘淡。
活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象夢中把手壓在了上那麼難過。她看見了成群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陣的飛機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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