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爲止，我一共寫了六出舊戲，十段大鼓詞，一篇舊型的小說，和幾只小曲。在流亡的十個月中，並未能用全力寫作通俗文藝；成績不多，也不好。
成績不多，與不好，並非完全因爲忙著趕寫別項東西，而只能抽暇帶手兒寫點通俗的作品，不是！所以不多不好者，倒是因爲寫不出，寫不成樣子。
通俗文藝並不怎麼好寫。這絕對不是自高身價，先說它難，然後借以證明自己多才多藝。十幾年來在文藝上，只抱著學習的態度。多讀一些，多得一些益
，多寫一點，多得一點經驗。自知天才不高，故決定以學習的態度從事創作，以求進益。對通俗文藝，仍抱定這態度；從學習的經驗中，我覺得它不容易寫。
最初它給我的痛苦，是工作上與心理上的雙重別扭。寫慣了新文藝的，越敢自由，便越見膽氣與筆力；新文藝所要爭取的是自由，它的形式內容也就力斥陳腐，要拿出爭取自由的熱誠與英姿來。赤足已慣，現在硬教我穿上鞋，而且是舊樣子的不合腳的鞋，怎受得了呢？寫新小說，假若我能一氣得一二千字；寫大鼓詞我只能一氣寫成幾句。著急，可是寫不出；這沒有自由，也就沒有樂趣。幸而寫成一篇，那幾乎完全是仗著一點熱心——這不是爲自己的趣味，而是爲文字的實際效用啊！
工作上的別扭吊起心理上的不安。爲什麼要納氣下心的寫這種玩藝兒呢？抗戰高于一切，不錯；可是犧牲了文藝是多麼狠心的事呢？這麼一想，有時候便把寫成的幾句扯碎。
這工作上與心理上的痛苦若不能減除，繼續寫作此種作品是不可能的。慢慢的，要求越來越多了，你要鼓書，他要舊劇。這是種鼓勵。因著鼓勵而感到犧牲是必要的。從新文藝的進展上看，我當前進；從抗戰宣傳上看，我當後退。那麼，這就看有無在抗戰上盡些力的熱誠了。在這個時候，我強迫自己不要去想什麼前進與後退，而應當把出力與實用放在最前面。在今天，假如非我去給士兵們擦槍，槍便不好使，難道我就因寫小說而拒絕擦槍的工作麼？那麼，我既懂得一些寫通俗文藝的方法，而且確實有不少讀衆，爲什麼不努力于此呢？這麼一想我心中不難過了。同時也就想到：有些人以爲提倡通俗文藝便是要全盤的以通俗文藝代替新文藝？這是神經過敏。在我的心理上，和工作上，我一定沒有抛棄了新文藝的意思，也沒有以鼓詞舊劇阻止新文藝發展的惡念。寫通俗文藝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讀衆，與表現文藝抗戰的熱烈，此外別無企圖。我自己是這樣，大概別人也不會有什麼野心。消極的這麼解說明白了，就該積極的有寫作的熱誠；抱著甯肯犧牲了自己的趣味，暫時離開文藝的正軌的態度，而去自找苦吃；自己吃點苦，而民衆得以讀到一些可以懂得的新東西，便一定不是乖謬之舉。
由心理上的猶疑，進而爲對于工作的認識，由精神上的痛苦，進而爲對工作的熱心，有如上述。這才走入第二階段，而第二階段也並不順利。
既已認清這不是故意阻礙新文藝的發展，當然便須拿通俗文藝當作一回正事去作了。困難于是又來到：通俗文藝到底是什麼呢？有人說，《三
志演義》是最偉大的通俗作品。是嗎？拿街頭上賣的唱本兒和“三”比一比，“三”實在不俗。不錯，戲班裏，書館裏，都有多少多少以“三”爲根源的戲劇，歌詞，與評書。可是這正足見“三”並不易懂，而須由伶人，歌者，評書者，另行改造，替“三”作宣傳。“三”根本是由許多傳說湊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傳出去，專憑它本身的文字與內容，它絕不會有那麼大的勢力。即在今日，民間還有許多傳說，也是關于劉關張與趙子龍等人的，雖不見于“三”，而民間總以爲必在“三”中有根據。這些傳說，雖然是口傳的；若從民衆口中寫錄下來，便絕不會象“三”那麼之乎者也的亂轉文。論其含蘊，無論在思想上與故事上，也都比“三”更俗淺，更合乎民間的邏輯與脾味。這樣，“三”的威風實在是由比它本身更通俗的許多有效的方法給維持著；而不是它自己果有驚人的本領。
同樣，我們若去檢讀風行于都市中的鼓詞與劇本，我們便能見到許多精巧文雅的作品，與鄉間通行的玩藝兒大不相同。同是《鍘美案》，而《鍘美案》與《鍘美案》之間有個距離，正如口中的“三”與紙上的“三”有個距離。《施公案》與《彭公案》可以算作道地通俗作品了，因爲口講的與筆述的在故事上雖繁簡不同，可是思想與“作風”都差不多，簡直沒有什麼距離。但是，二十年前我聽過沒落的王府供奉，到街頭來賣藝；他們的講法與《施公案》原文，和一般的說書者的評講，都顯然不同。他們不大講那一般以爲最有號召力的節目，如《攻打鳳凰山》等大塊的書，而專找冷段子，去詳細的述說人物的心理與地方的景
。他們不愧是供奉，講述的手段有時候簡直逼近新小說了。于此，這找不出距離的東西，也到底還有距離。
那麼，看到這距離之後，我們應當怎辦呢？這就是說我們怎樣決定通俗與不通俗呢？
由前邊所舉的幾個實例，我們看出來：（一）通俗文藝未必俗淺，可是這不俗的通俗文藝須仗著口頭說或唱替它盡力推廣。（二）因聽衆的程度不同，歌詞與評話也就不同，雖都在通俗之中，而有雅俚之分；其雅者每每比新文藝更尚詞藻。（三）聽衆的程度高，便能欣賞細膩的形容；而越通俗便越粗枝大葉。
假若這三點沒有看錯，那就好去決定了：我們一定是要寫最通俗的東西，象口頭講的“三”，象鄉間的《鍘美案》，象街頭的《施公案》。我們很難把通俗文藝與非通俗文藝的界限劃清，我們只能就通行的領域大小而定去取。我們決不肯只爲有閑階級去模製些雅詞豔曲，如《聞鈴》與《焚稿》等等；我們要作普遍的宣傳。對下層社會的宣傳。
當你因一時開心，隨便寫寫鼓詞，你或者並不覺得困難。因爲你可以很容易的寫出《
戰群儒》與《黛玉焚稿》那樣的東西。及至你看到了，爲抗戰宣傳而寫作的東西須橫要寬，豎要深，完全以老百姓爲對象，你就不那麼輕率與輕松了。你才知道這不好辦。
不准用典，不准用生字。不准細細描寫心理，不准在景物上費詞藻……。你怎辦？再進一步，于這些“不准”而外，你得有民間的典故，懦則武大郎，勇則老黃忠。你得有熟字，能把“帝主義”說明白，而躲著“帝主義”。你得三言兩語，把人物的
格與心理道出來，正如老百姓心中所想的英雄或漢
那樣。你得簡單而切近的把背景寫出來，一目了然，真象老百姓所想到的景象……
雜文集第十五卷製作通俗文藝的苦痛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