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主要的幹些什麼呢？是要創造。它不像工廠那樣製造出大量的、一個樣子的産品。文藝産品是多種多樣，五光十
的。作家雖然不能隨便在大地上添一座山，加一道河。我們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但能創造人。這一點作家和“上帝”差不多。《紅樓夢》中那麼多姑娘，梁山泊那麼多好漢，都是我們那同行前輩創造出來的。曆史上並不一定有那些個人，有些人不見經傳；但比之見經傳的還更突出，更能傳諸不朽。我們現在見了一個弱不禁風的姑娘，就管她叫林黛玉；一個橫沖直撞的小孩，就叫他猛張飛。世界上本沒有那麼個人，我們給它添上一個。這就是作家的創造。創造人是不容易的。解放後我們的小說、戲劇創作有很大的成績，但是究竟創造了多少人呢？我看的東西不多，能說的上來的，如趙樹理、周立波等同志的小說，是有人物的，他們生活在我們的心中。就是世界上那麼多小說、劇本，創造了多少人？我看也是有限的。我們講提高，不從創造人下手，便不能提高。因此，應在這方面努力。
今天，我們正
在社會主義時代，人是新的，老套子套不上。怎麼辦呢？我看首先要解決我們作家做人的態度。假如作家的態度不對頭，就沒有辦法了解新的人，也就無法創造新的人。解放以前我寫東西，沒有什麼選擇，不管什麼，只求寫出來就行了。今天，我要寫新人，可是寫不太好，甚至寫不出來。從我解放後寫的那些劇本來看，舊人寫的好一些，新人就不那麼好。原因是我和工農兵接觸的不夠，對他們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不了解。這樣，寫起來就非常困難。因此，我們自己應當首先立志做一個新人。作家解決了自己做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的問題，才能談得上創造新人。
創造人物，當然指的是小說、劇本而言。一首詩，一篇散文並不一定如此。小說、劇本非寫出人物來不可。在舊社會，閉門多念些書，勤于寫作就行了。今天不是那樣。今天的作家是新社會的人，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人，是社會上最活躍的人；不是整天呆在圖書館裏的人。今年全
各地作家紛紛下鄉，參加階級鬥爭，參加勞動，這是好辦法。但也可能有些人覺得在圖書館裏坐坐，寫寫就行了，何必下鄉呢？這不大對！這幾年能夠寫出好作品來的，像趙樹理、周立波、康濯等同志，就是經常在鄉下的。我沒有在鄉下，就很難寫出這樣的好作品。當然有一個時期關在屋裏讀上幾個月書也可以，但不要忘記下去念活書。雷鋒同志雖然沒有意識到在寫文學作品，但他的日記是很好的文學作品，我們應向雷鋒學習，做雷鋒式的作家。雷鋒日記中那麼多精彩的句子，不是關在屋子裏寫出來的。而是在平凡而偉大的生活中、行動中
驗出來的。雷鋒那麼年青，就能夠寫出那麼多的至理名言。我們的作品中缺少的可就是這種至理名言。我們寫了一部小說，並且發表了；寫一本戲，也演出了，但是，能夠讓人記得的話有幾句呢？在關漢卿、莎士比亞這些大劇作家的作品中，有許多話是能讓人記住的，因爲是至理名言。我們可以檢查一下自己的作品，不要說句句讓人記得，就是兩三句有沒有？也許沒有！我們寫一件事，對它的本質和思想深度，也許並沒挖得深，看得透。我若不是最具革命精神的人，最活躍的人，就無法寫出雷鋒式的至理名言。因此，我們首先應當做個革命的文藝戰士，熱愛祖，熱愛
，擁護的政策，只有這樣，我們的筆下才能有新的感情。
有些愛好文藝的工人同志們、學生們說：我們在工廠裏，在學校裏，生活圈子很小，寫不出什麼東西來。我覺得這話值得討論。雷鋒同志的生活圈子也並不很大，也不過是在工廠、部隊。但是他每到一個小圈子裏，就立刻主動地做創造環境的人，熱愛勞動的人，最喜歡幫助人的人，所以他就能在那樣的小圈子裏寫出那樣的格言式的、精彩的、傳之不朽的句子來。假如我們能像雷鋒那樣幹，只就一部機器說吧，它是家的財富，我們若熱愛它，就能寫出很好的詩或散文來；工廠裏不能只有一個人，起碼有一個工作組，假如我們能像雷鋒那樣，幫助別人愛別人，那就能寫出一些動人的故事，怎麼能說找不到東西寫呢？學校裏人就更多了，上千上萬嘛。任何地方的生活，也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單調；而是我們不主動去幹應幹的事情，幹雷鋒同志所作的事情。希望天上掉下一件事情，正好被我們拾著，一寫就成了一部傑作，天下沒有那麼回事！我們首先要認真進行思想改造，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沒法子提高。往上走不容易，我們可是必須往上走，力爭上遊。我們應當有那樣的抱負。
好多的青年朋友，愛問我這樣的說：你是怎樣觀察的呀？我們就是不會觀察！我覺得應當少用“觀察”這兩個字。你觀察什麼呀？今天我們在這裏開會，進來一個作家，繞場一周，觀察一番，出去了就能寫出一篇文章來嗎？沒有那麼回事！我覺得，要參予其事才能寫出東西來。不能參觀一下，觀察一下算了，作家有什麼特殊的眼睛呢？並沒有什麼千裏眼。
熟悉什麼就能寫什麼，倒更切實際些。這是老實話。譬如《駱駝祥子》中寫了一些洋車夫，有人問我是否拉過洋車，我沒有拉過。但是那時我家很窮，經常來往的都是洋車夫那樣的人。今天你借給我兩個銅板，明天我幫你一點忙，真是和他們休戚相關！大人們聊天，我們小孩子在一旁聽著，這樣慢慢地我就熟悉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樣子我都記得，所以就能寫出小說來。我寫這部小說是偶然的，“七七”事變前一年，和一位教授聊天，他說：我見過一個車夫，這個人非常耿直，他買了三次車又丟了三次車。我回去一琢磨，自幼接觸過的許許多多、形形的車夫都在腦子裏出現了。那位教授並沒說那個車夫後來怎麼樣了，但我熟悉車夫們的生活，他們怎樣痛苦，又怎麼樣偶然高興一下，我都知道。並不是那個教授告訴了三句話，我就到去找洋車夫，觀察他們。寫作往往是生活了以後的結果。而不都是出了題目再去生活。我們如果不去參加革命鬥爭，只是袖手旁觀，是寫不出東西來的，即便是篇短文。我很喜歡花草。因爲我身不好，不能做重的勞動，只能在院裏種種花，天天澆
呀，搬來搬去呀，做些輕微的勞動，我記得我寫了好幾篇關于花草的散文。真愛它，你就有的寫。你若只從花鋪裏花三毛錢買了一盆花，放在那裏，不澆，一星期就完了，這你就寫不出什麼來。我們家種了很多菊花，在三伏天裏要上盆，這時土還很松，假如下了暴雨，盆裏都會變成泥漿。我們剛把菊花從地上移到盆裏，遇上暴雨，……
雜文集第十六卷文學創作和語言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