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寒夜附錄上一小節]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幹淨整齊，有些屋子搖搖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間常常聽得見四面八方的聲音。這種房間要是出租的話，租金絕不會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樓”改修的時候，出了一筆錢，便可以搬進來住幾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進來，不用說，還是靠曾樹生的社會關系，錢也是由她付出的。他們搬到這裏來住，當然不是喜歡這裏的嘈雜和混亂，這一切只能增加他們的煩躁，卻無法減少他們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們夫婦工作的地點就在這附近。汪文宣在一個“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裏當校對，我不曾寫出那個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訴人圖書公司就是
民
的正中書局。我對正中書局的內部情況並不了解。不過我不是在寫它的醜史，真實情況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醜惡，而且醜惡若幹倍。我寫的是汪文宣，在民統治下比什麼都不如的一個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一個象巴什馬金那樣到
受侮辱的小公務員。他老老實實地辛苦工作，從不偷懶，可是薪
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輕視。至于他的妻子曾樹生，她在私立大川銀行裏當職員，大川銀行也在民路附近。她在銀行裏其實是所謂的“花瓶”，就是作擺設用的。每天上班，工作並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收入不會太少，還有機會找人幫忙做點投機生意。她靠這些收入養活了半個家（另一半費用由她的丈夫擔任），供給了兒子上學，還可以使自己過著比較舒適的生活。還有汪文宣的母
，她從前念過書，應當是雲南昆明的才女， 戰前在上海過的也是安閑愉快的日子； 抗戰初期跟著兒子回到四川（兒子原籍四川），沒有幾年的功夫卻變成了一個“二等老
子”，象她的媳婦批評她的那樣。她看不慣媳婦那種“花瓶”的生活，她不願意靠媳婦的收入度日，卻又不能不間接地花媳婦的錢。她愛她的兒子，她爲他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愛兒子，就越是不滿意媳婦，因爲媳婦不能象她那樣把整個心放在那一個人身上。
我在小說裏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兩個善良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上海某某大學教育系畢業生靠做校對和做“花瓶”勉強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見不合的婆媳間的糾紛，夾在中間受氣的又是丈夫又是兒子的小公務員默默地吞著眼淚，讓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這便是民統治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悲劇的形式雖然不止這樣一種，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結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孫三代，可是十三歲的初中學生在學校寄宿，他身
弱，功課緊，回家來不常講話，他在家也不會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說裏只著重地寫了三個人，就是上面講過的那三個人。關于他們，我還想聲明一次：生活是真實的，人物卻是拼湊攏來的。當初我腦子裏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說
稿以後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顔。四年前吳楚帆先生到上海，請我去看他帶來的香港粵語片《寒夜》，他爲我擔任翻譯。我覺得我腦子裏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贊美他的出
的演技，他居然縮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說，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別人不敢隨意欺侮他。其實在金錢和地位占絕對優勢的舊社會裏，形象早已是無關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書局經理、主任，或者當上銀行經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彎腰駝背，也會到受人尊敬，誰管他有沒有淵博的學問，有沒有崇高的理想，過去在大學裏書念得好不好。汪文宣應當知道這個“真相”。可是他並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著壞蛋們的謊言，他有耐心地等待著好日子的到來。結果，他究竟得到了什麼呢？
我在前面說過對于小說中那三個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評了他們每一個人。他們都有缺點，當然也有好。他們彼此相愛（婆媳兩人間是有隔閡的），卻又互相損害。他們部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滅亡。對汪文宣的死，他的母和他的妻子都有責任。她們不願意他病死，她們想盡辦法挽救他，然而她們實際做到的卻是逼著他，推著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樣，他願意活下去，甚至在受盡痛苦之後，他仍然熱愛生活。可是他終于違背了自己的意志，不聽母和妻子的勸告，有意無意地糟蹋自己的身，大步奔向毀滅。這些都是爲了什麼呢？難道三個人都發了狂？
不，三個人都沒有發狂。他們都是不由自主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製度、舊勢力在後面指揮他們。他們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犧牲品。舊勢力要毀滅他們，他們不想保護自己。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怎樣才能保護自己。這些可憐人，他們的確象某一個批評家所說的那樣，始終不曾“站起來爲改造生活而鬥爭過”。他們中問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有的並不甘心屈服，還在另找出路，如曾樹生。然而曾樹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會有什麼出路呢？她想擺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不會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吳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裏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樹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點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裏的曾樹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爲不曾舉行婚禮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輕視，自己也感到慚愧，只要婆母肯原諒她，她甘願做個孝順媳婦。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諒，把不行婚禮當作一件大罪，甚至因爲它，甯願毀掉兒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編導這樣理，可能有他們的苦衷。我的小說人物卻不是這樣。在我的小說裏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劇的主犯是蔣介石民，是這個反動政權的統治。我寫那幾個人物的時候，我的小說情節逐漸發展的時候，我這樣地了解他們，認識他們：
汪文宣的母的確非常愛兒子，也願意跟著兒子吃苦。然而她的愛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婦曾樹生所說，是一個“自私而又頑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歡媳婦，因爲一則，媳婦不是象她年輕時候那樣的女人，不是對婆母十分恭順的孝順媳婦；二則，她看不慣媳婦“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狀”，上館子，參加舞會，過那種“花瓶”的生活；三則，兒子愛媳婦勝過愛她。至于“你不過是我兒子的‘姘頭’。我是拿花轎接來的”，不過是在盛怒時候的一個作戰的武器，一句傷害對方的咒罵而已。因爲在一九四四年，已經沒有人計較什麼“結婚儀式”了。兒子連家都養不活，做母的哪裏還會念念不忘那種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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