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創作雜談我們怎麼樣去讀新詩上一小節]帶了一種憂郁情懷，這憂郁，與馮至、韋叢蕪諸人作品，因形式不同，也有所差別了。蓬子的沈悶，在厭世的觀念上有同于赓虞相近
，文字風格是不相同的。邵洵美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作，贊美生，贊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人生的享樂，對于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于現世又仍然看到空虛；另一面看到的破滅，這詩人的理智，卻又非聞一多置自己觀念到詩中的方法。石民的《良夜》與《惡夢》，在李金發的比擬想象上，也有相近，然而調子，卻在馮至，韋叢蕪兩人之間可以求得那悒郁。劉宇是最近詩人，他的詩在聞一多、徐志摩兩人詩的形式上有所會心，把自己因
質與生活而成的弱點，加入在作品上，因此使詩的內容有病的衰弱與情緒的紛亂，有種現代人的焦躁，不可遏製。若把同一取法于此兩人詩的外形，而有所寫作的青年詩人陳夢家作品拿來比較，便可明白陳詩的精純，然而這精純，在另一方面，也稍稍有了凝固的情形，難于超越，不易變化了。
把創作小說，容納于同一個要求中，如五四運動左右，是人道主義極盛的時期。詩到那時也是這樣。同情，憐憫，缺少這個是不行的。一切的觀念是紳士的，慈善的。到稍後，年青人自己有痛苦，卻來寫自己的慾望了，所以郁達夫小說的自訴，有空前的成就。民十二到民十五，創作小說的方向，是在戀愛故事作整個的努力的，情詩也在這時有極好成就。到民十五年後，有些人革命了，創作多了一個方向，把詩要求抹布階級“爬起來，打你的敵人一巴掌”那種情形上面，新的做人的努力是可尊敬的。這裏使我們記起一個還應當提到的人，這人就是蔣光慈。這人在小說與詩創作上，都保留到創造社各作家的
漫派文人氣息。他從不會忘記說他是“一個流文人”，或“無産詩人”這種“作家”的趣味，同長虹陷在同一境遇裏去了。長虹在“天才”意識上感到快樂，誇大，反而使自己縮小了。蔣光慈在他作品成績上，是否如他朋友感到那種過高估價，是值得商討的。書賈善湊熱鬧，作者複敏于自炫，或者即所謂海上趣味的緣故，所以詩的新的方向，蔣光慈無疑可說是個革命詩人。或者胡也頻可以有更好成就，因爲新的生活態度的決定，較立于頑強樸素一方面。
總起來說，是這樣：
第一期的詩，是當時文學革命的武器之一種。但這個武器的鑄造，是在舊模中支配新材料，值得說的是一本《嘗試集》，一本《劉大白的詩》，一本《揚鞭集》。另外在散文中改造詩，是一本《過去的生命》。另外在散文上幫助了發展，就是說關于描寫的方法，繁複，是《西還》同《草兒》。要明白關于形式措詞的勇敢，是《女神》同《渡河》。
第二期的詩，在形式技巧上算完成了。《草莽集》，《死
》，《志摩的詩》，是三本較完美的詩。韋叢蕪的《群山》，寫故事詩明白婉約，清麗動人，且是中
最長之敘事抒情詩。馮至的《昨日之歌》，年青人熱情與憂郁，使作風特殊不同。于赓虞的《晨曦之前》，悲哀沈痛，病的狂痫氣氛，充滿了作品。
李金發的《微雨》，從文言中借來許多名詞，補充新的想象，在詩中另成一風格。若慾知道散文詩這一名稱所賦的意義，是《過去生命》那種詩裁以外的存在，則焦菊隱的《夜哭》可以說明。
第三期的詩，一種是石民的《良夜與惡夢》，胡也頻的《也頻詩選》，可以歸爲李金發一類。 一種是邵洵美的《花一 般罪惡》，劉宇的《沈澱》，可以歸爲徐志摩一類。另外就是新方向的詩歌，如戴望舒、蓬子之詩，在文字上找尋象征的表現方法。或從蘇俄歌頌革命的詩中，得到啓示，用直截手段，寫對于革命希望和要求，以及對現世否認的詩歌，有蔣光慈的《戰聲》同其他集子。
七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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