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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運動雜談》文學者的態度

沈從文作品

  這是個很文雅莊嚴的題目,我卻只預備援引出一個近在身邊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經營廚房的大司務老景。假若一個文學者的態度,對于他那分事業也還有些關系,這大司務的態度我以爲真值你注意。

  我家中大司務老景是這樣一個人:平時最關心的是他那份家業:廚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盞,與上街用的自行車,都qin手料理得十分幹淨。他對于肉價,米價,煤球價,東城與西城相差的數目,他全記得清清楚楚。凡關于他那一行,問他一樣他至少能說出三樣。他還會寫幾個字,記賬時必寫得整齊成行美麗悅目。他認的字夠念點淺近書籍,故作事以外他就讀點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見他那麼健康和氣,負責作人,皆極其稱贊他。有一天朋友××問他:“老景,你爲什麼凡事在行到這樣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說:

  “××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應當明白寫在書本上的一切,做廚子的也就應當明白擱在廚房裏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覺得奇怪,反把我當成個怪人!”

  “你字寫得那麼好,簡直寫得比我還好。”

  “我買油鹽柴米,得記下個帳單兒,不會寫字可不配作廚子!字原來就是應用的東西,我寫字也不過能夠應用罷了。”

  “但你還會看書。”

  朋友××以爲這一來,廚子可不會否認他自己的特長了。

  誰知老景卻說:

  “××先生,這同您炒ji子一樣,玩玩的,不值得說!”

  ××是個神經敏感的人,想起了這句話裏一定隱藏了什麼尖尖的東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麼一下。“做廚子的能讀書並不出奇,只有讀書拿筆杆兒的先生們,一放下筆,隨意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廚房去炒一碟ji子,就大驚小怪,自以爲曠世奇才!”那大司務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臉,笑容裏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這樣一種幽默。其實不然,他並不懂得這些空靈字眼兒,他無需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點兒小小的窘,還想強詞奪理的那麼說:“我們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書本,你卻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情,你若不能稱爲怪人,我就想稱呼你爲……”他大約記起“天才”兩個字,但他並不說下去,因爲怕再說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強的笑笑,只說“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發開了。

  別人都稱贊我家中這個大司務,以爲是個“怪人”,我可不能同意這種稱呼。這個大司務明白他分上應明白的事情,盡過他職務上應盡的責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懶,作過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畫自贊,因爲小小疏忽把事作錯了時,也不帶著懷才不遇委屈牢騒的神氣。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個卷筒魚,一個芥藍菜,一個四季豆,告給他:“大司務,你今天這菜做得好,”他不過笑笑而已。間或一樣菜味道弄差了,或無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還只是笑笑。說好他不覺得可驕,說壞他不惱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夠如此,就只因爲他對于工作盡他那份職業的尊嚴。他認爲自己毫不奇怪,別人也就不應當再派他成爲一個怪人了。

  不過假若世界上這種人算不得是個怪人,那另外還有一種人,就使我們覺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現在的文學家,這些人古怪chu倒並不是他們本身如何與人不同,卻只是他們在習氣中如何把身分行爲變得異常的古怪。

  弄文學的同“名士風度”發生關系,當在魏晉之間,去時較遠似乎還無所聞。魏晉以後,能文之士,除開奏議賦頌,原來就在向帝王討好或指陳政治得失有所主張,把文章看得較嚴重外,其他寫作態度,便莫不帶一種玩票白相的神氣。或作官不大如意,才執筆雕飾文字,有所抒寫,或良辰佳節,湊興幫閑,才作所謂吮毫鋪素的事業。晉人寫的小說多預備作文章時稱引典故之用,或爲茶余酒後閑談之用,如現存《博物》,《述異》,《世說》,《笑林》之類。唐人作小說認真了一些,然而每個篇章便莫不依然爲遊戲心情所控製。直到如今,文學的地位雖同時下風氣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從一般人看來,就並不怎樣看得起它。照多數作家自己看來,也還只算一種副業。一切別的事業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經的作下去,一提到寫作,則不過是隨興而發的一種工作而已。倘若少數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認真嚴肅到發癡,忘懷了一切,來完成他那篇小說那些短詩那幕戲劇,第一個肯定他爲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過去觀念與時代習氣皆使從事文學者如票友與白相人。

  文學的票友與白相人雖那麼多,這些人對于作品的珍視,卻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這些人某一時節卷起白襯衫袖,到廚房裏去炒就一碟嫩ji子,完事以後得意的神氣,是我們所容易見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ji子,在他們自己看來總那麼使他們感到自滿與矜持。關于烹調本是大司務作的專門職業,先生們偶爾一作,帶著孩子們心情覺得十分愉快,並不怎麼出奇。至于研究文學的,研究了多年以後,同時再來寫點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對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寫了那麼一篇東西”的神氣,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這一類人,若在作品中發生過了類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時,由于羞惱所作出的各種事情,有時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爲文學者皆因曆史相沿習慣與時下流行習氣所影響而造成的文人脾氣,始終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發日子,他的工作興味的熱忱,既不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須從另外一個人方面取得贊賞和鼓勵。他工作好壞的標准,便由人而定,不歸自己。他又象過分看重自己作品,又象完全不能對于自己作品價值有何認識。結果就成了這種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遠受一般還在身邊的庸俗鑒賞者尺度所限製,作品決不會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輝。他若不慾在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這群人面前失敗,他便只好擱筆,從此不再寫什麼作品了。倘若他還是一種自以爲很有天才而又懷了驕氣的人呢,則既不能從一般鑒賞者方面滿足他那點成功的期望,就只能從少數帶著糊塗的阿谀贊美中,消磨他的每個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種聰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頭上,因這委屈既無法從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見的機會,他必常常想方設法不使自己長受委屈;或者自己寫出很好的批評,揄揚吹噓,或別出奇計,力圖出名,或對于權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頌揚。總而言之,則這種人登龍有術,章克標先生在他一本書中所列舉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來,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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