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用
照古義說是“言志”，照如今解釋是“抒情”。詩可以分成許多類，單說中
詩，就內容言有風雅頌，就形式言有律絕五七言詩等等，它的存在卻有個共通的意義，不外乎用文字從一種限製裏描寫一件人事，或表示一個意見，一點感想。“詩”這個字在古今中外含義盡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較，也易明白。它似乎極重“經濟”。它的成立是多少有點限製的。它必須以約見著，用少數文字起多量效果。它與散文分別就在此。詩要效果，詞藻與形式能幫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時間洗練下失去光
、詞藻與形式。在一段長長的時間下也會失去它的意義。因此在變動中有“新詩”，同舊詩對立的新詩。
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大多數作者受一個流行觀念所控製，就是“人道主義”的觀念，新詩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過新詩當時側重推翻舊詩，打倒舊詩，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無所謂，在內容上無所謂，只獨具一種傾向，否認舊詩是詩。受詞、受曲、受小調同歌謠影響，用簡明文字寫出，它名字叫“自由詩”。那些詩，名副其實，當真可以說是很自由的。
新詩在革命意味下發展，便仿佛特別容易作。凡有勇氣執筆的人幾乎都可以寫詩。一切刊物必有詩。當時被稱爲文化先驅的新人，在新風氣下不能不寫詩。周作人，魯迅，錢玄同，朱經農，李大钊，陳獨秀，朱執信，任鴻隽，沈玄廬，沈尹默，傅斯年，羅家倫，把這些人的名字，同新詩並舉，如今看來似乎有點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後，這些人是常常寫新詩的，正因爲大家都肯天真爛漫寫新詩，所以新詩能引起特別注意，這一點我們應該明白。正因爲張三李四都可以寫新詩，所以初期新詩就數量言，成績真不差。就質言，說苛刻一點，多數詩都太雜亂，太隨便，太天真。胡適之是第一個寫新詩出新詩集子的作家。冰心會寫短詩，俞平伯、康白情會寫長詩，那些詩當時多被中學校選作文課文，爲青年人所熟習。這幾個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新詩基礎的功臣，值得我們記憶。
新詩既毫無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寫出幾乎全可以稱爲詩，作者魚龍百狀，作品好的好，壞的壞，新詩自然便成爲“天才努力”與“好事者遊戲”共通的尾闾。過不久，新詩的當然厄運來了。多數新人對于新詩的寬容，使新詩價值受了貶谪，成就受了連累；更多數的讀者，對新詩有點失望，有點懷疑了。
穩定了新詩的社會地位，是稍後一時另外一群作者，宗白華，梁宗岱，王獨清，劉夢葦，馮至，饒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聞一多一群作家。在這一群作家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聞一多，四位人特別有影響。寫詩膽量大，氣魄足，推郭沫若（他最先動手寫長詩，寫史詩）。朱湘是個天生的抒情詩人，在新詩格式上的努力，在舊詞藻運用上的努力，遺留下一堆成績，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詩作品本身上的成就，在當時新詩人中可說是總其大成（他對于中新詩運動貢獻尤大）。其中有一個作者，火氣比較少，感情比較靜，寫作中最先能節製文字，把握語言，組織篇章，在毫不兒戲的韻、調子、境界上作詩，態度的認真使新詩成爲一種嚴肅的事情，對以後作者有極好影響，這個人是聞一多。
新詩有個問題，從初期起即討論到它，久久不能解決，是韻與詞藻與形式之有無存在價值。大多數意思都以爲新詩可以抛掉這一切（他們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語言裏把握得住自然音樂的節奏），應該是精選語言的安排。實則“語言的精選與安排”，便證明新詩在詞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廢。這問題到了上述幾個作者時，是用作品或理論表示得很明白。
新詩到這時節可以說已從革命引到建設的路上，在寫作品中具有甘苦經驗的，漸漸明白新詩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抛棄舊詞藻，內容常覺得“淺”，“顯”，用舊詞彙是不能産生新境界，內容不可免墮入“熟”，“滑”，作者比較先前自然顯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詩人已不好意思再來胡亂打油湊熱鬧。原來對新詩有狂熱的，一點兒抒情氣氛或隨年齡衰歇了，或被生活壓癟了，或讀好書太多羞于拿筆了。死的已死，不死的又或經商作宦，辦
教書。中新詩運動，仿佛也就停頓了一時。內被稱或自稱“詩人”的雖日見其多，真在那裏寫詩的，倒並不怎麼多。書店印出的單行本詩集很多，銷場可不怎麼好。
這種暫時消沈醞釀了稍後一時的熱鬧。少數還不放下筆杆的作者，與一群初從事寫作的新人，對“詩”的觀念再有所修正。覺得先一時“自由詩”所表示的傾向同“建設的新詩”有點沖突。大家知道新詩得要個限製，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從文字與形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認幾個簡單的原則。並且明白每個作者得注意一下曆史，接受一筆文學遺産（從曆史方面肯定“詩”是什麼，得了遺産好好花費那個遺産）。孫大雨，林徽音，陳夢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幾個特有成就的作者，這些人完全不是理論家，卻有作品證明“新詩不是無路可走，可走的踏實在很多”。幾個人的作品同時還說明，要建設新詩，得有個較高標准。這標准在什麼地方？幾個作者是各以個人風格獨具的作品，爲中新詩留下了一個榜樣的。他們作品並不多，比較起來可精得多。這一來，詩的自由俨然受了限製，然而中的新詩，卻慢慢的變得有意義有力量起來了。
新文學同商業發生密切關系，可以說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說極其不幸。如從小說看看，二十年來作者特別多，成就也特別多，它的原因是文學徹底商品化後，作者能在“事業”情形下努力的結果。至于詩，在文學商品化意義下卻碰了頭。新詩標准一提高， 新詩讀者便較少。 讀者較少，它的發展受了影響。因之新詩集成爲“賠錢貨”，在出版業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歡迎的書籍。凡是單行本詩集差不多全得自費出版，凡是專載詩歌刊物總不易支持一年以上。漸漸地，作者歇手，不慾歇手的縱有興味寫作也無多大機會寫作。余下幾個有心無力的詩人，寫點不易見好的詩歌，這裏寄寄，那裏投投，以至于一切文學刊物的編輯人，都不大願意登載詩歌。
新詩的命運，真似乎不得不告結束了。
有人從“文學商品化”著眼，從“新”著眼，以爲詩的出路閉塞，或與詩本身“不新”有點關系，“說革命，革命不徹底；說建設，建設方式不妥當”。于是鼓起勇氣再選新路走，這種工作由上海《現代》雜志上的幾個作者啓其端（施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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