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天，接到一個朋友的信，裏面提到另一個朋友的死訊。當時我頗有一點惆怅。在目前的中
，一兩個人的死自然不值得驚奇，我雖離中年的大門還頗有一段距離，這幾年也就默默地經曆過好幾次死別的悲哀了。但這一次卻想寫下一點哀悼的文字。我和死者有十多年的交往也應該有這一點情誼。但我提筆的原因，有一半卻是爲了生者：現在還健在的友人和我自己。
死者的名字是蔣良華，我初中時的同學，一個非常——用老師的話說——調皮的學生。上課不用功不必說了，而且常常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惡作劇。他的小足球踢得很好，在初中一年級時已經是校內出名的球員了。另外，他又是很出
的話劇演員，代表學校出席講演比賽的選手。總之，在課外活動中他往往占一個顯要的位置，成爲我的和別的同學們心目中的英雄。
因爲住
的相鄰，也由于
格的相近，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誰起得較早時就去邀約另外一個，一道騎著自行車上學，晚上又一道回家。我還能非常清晰地記得那些大雪的冬日，天還沒有大亮，他就站在我家的窗口低聲地呼喚。低聲，是爲了怕驚醒我的祖父（祖父不喜歡蔣良華，老是說他把我“帶壞了”）。他的聲音雖然那樣低，我還是在警覺地期待中被驚醒了，悄悄地爬起
，因爲寒冷而顫抖著，披上
服，走向窗口向他做手勢，一面忙亂地扣服。他也做手勢回答我，意思是要我快一點。我們表現得緊張而又神秘，那景象現在想來還非常生動。很快地我就穿著好了，輕步下樓。一到門外，我們就跳上各人自己的車子，飛快地騎走了，同時吹著口哨，唱著歌……
蔣良華的家庭曾經富有過，後來衰落下來了。他的父
曾經是政界的紅人，因爲風雲的變幻，加上一點別的什麼打擊，倒了臺，在家裏閑住著。他看去很蒼老，很少說話。良華是他最小的、也是僅剩下來的兒子，受著老人衷心的愛撫和嚴厲的管束。他的母（老人的第三個姨太太）的出身聽說不大值得尊重，因爲她的善良和慈祥，我是非常歡喜她的。再加上一個遠房的孀居的姑母，就組成了他們冷清的家了。——他們的屋外是一個沒有人經管的廢園，有著幾棵高大的法梧桐樹，陽光不易射到屋內。那高大幽暗的房中，常常寂靜得只聽見窗外鳥雀的喧叫聲。後來，我想，也許正因爲在家中是這樣的局促，所以，一跑到外面，良華才反叛地變得那樣頑皮吧。
那個失意的老人，在淒涼的暮年，給予他安慰的，除了獨子外，就是書籍。他收藏了好幾櫃子的書，大都是線裝的，也有一些文學讀物。因爲在家裏不能胡鬧，良華就只能在書本中來開拓他的天地了。他後來喜愛文學，這種孕育是很有關系的。常常，在晚間，我和他站在椅子上在大書櫥中東翻西找，有圖畫的，故事的，就都取了來看。開初我們還輕聲說話，後來就都沈默了，兩人都沈進了悲哀的或是美麗的故事中間，一直到他母再三來催促他去睡覺。
在我們讀到初中二年級時，北方學生運動的狂瀾卷到了我們所生活的城市。在幾個高年級的同學的影響下面，我們參加了一個讀書會，參與了幾次全市學生的示威遊行。良華很少出現在球場上了，他常常埋頭啃著一些厚厚的理論書籍，開始成熟起來。初中畢業的那一年，蘆溝橋的炮聲在北方震響。良華異常地狂熱和激動。他參加了一個流動宣傳隊，到鄰近的縣城和鄉下去進行各種救亡宣傳活動。常常，深夜他來敲我家的門，告訴我他們工作的情況和遇到的問題。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在燈光下他的燃燒著熱情的臉。
戰局激劇地轉變，我們所生活的城市已在緊急的狀態中。他家決定搬遷到桂林。臨走的前一天晚上，他來向我辭行。我們在街上邊走邊談。他顯得有些憂郁、焦躁，說他原來准備到遙遠的北方去，但又覺得完全丟開父母不顧是不對的，想等他們安頓下來以後再說。他向我說了將來的打算和計劃。那時候，他是有著迫不及待地爲這個時代獻身的激情。我們熱情地談著，一直到深夜。店鋪的大門一家一家地關上了，街上行人已逐漸稀少。我們沿著幽靜的街道走著，哪一家窗口飄吹過來一個少女的歌聲，唱的是憂憤的《松花江上》。最後我送他到家，緊緊地握手，兩人都流淚，相互叮咛永不相忘。當他走進去後，我還站在
暗中，久久地凝視在夜中的荒涼的廢園和樓上窗口不安的燈光。……不久後，我沿江西上到了重慶。有三年多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後來他從另外一個朋友打聽到了我所進的學校，給了我一封很長的信，告知了他這幾年的情況：他的父在一年前去世了，家境非常困難。他原也進了學校，現在已經辍學，打算先將母安頓在一家戚，他好走自己的路雲雲。信的語氣已不像過去那樣爽朗，甚至有一點郁，但還迫望著進步。我想，這個社會的某一面的現實已在他面前揭開了。這是殘酷的，也是不可免的。而在一個充滿幻想的熱情的少年的發展道路上，一點痛苦和一點折磨也正是養料吧。我很快地給了他一封信，卻沒有收到回信。我想，也許他已離開了原地，而開始了悲壯的飄流了吧！我爲他祝福。這樣不知音訊地又過了兩年多，我們卻在一個意外的場合下重逢。
一個秋天的黃昏，我搭公共汽車去城裏。同車的兩個乘客因爲一點什麼事爭執得很厲害。那當中的一個人的語調我似乎是熟悉的。我在人叢中擠了過去。我謹慎地打量了好一會後，就興奮地大喊了一聲。那果然是他——蔣良華，他已變得多了，戴上了黑邊的眼鏡，穿起了長袍，神情像一個中年人。但我還是從他的臉上的某種表情認出了他。
他也顯得非常驚喜，向他的對手道歉，結束了爭鬧。我們在最近的一站下了車。我引他走進了一家小小的冷酒店。我們之間有一點拘謹，一點矜持，這是久別的友人之間常有的情形。當喝下兩杯酒之後，話就漸漸地多起來了。在我簡單地談了談自己的情況後，他向我訴說著這兩年間的遭遇。辍學以後，爲了負起家庭的重擔，他做了半年的小公務員。接著湘桂戰爭爆發，無法買到車票，他和母只有隨著逃難的人群步行。因爲沿途勞累和積年的憂郁，在途中母病倒了。到南丹時，母的病更嚴重。他說：“母實在不能再多走一步了，坐在地上，倚在我的懷中喘息。她的臉蒼白得真像一張紙，額上一顆一顆的汗珠。那時候要弄一杯
都非常困難，還談什麼治療呢。而且也沒有錢。我眼望著她受苦，沒有一點辦法。我心裏紛亂極了。你相信麼，在刹那間，我甚至希望她快點死去。而她終于死在我的懷裏。彌留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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