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一位文藝理論家談天。我問他，如果一位作家希望他提出寫作上的忠告，他將說什麼。
“要是簡單地說，那就是一句話，不想寫的時候，就不要寫。”他幾乎是不加思索地回答。
這使我想到老托爾斯泰的話：“作家是不得不寫作的人”。
作家只應該在“感到非寫不可的時候才能進行寫作”。“只有當你感到表現這一內容的要求已經使你坐立不安的時候，才可以動手去寫。”類似的意思，他還在不少文章（包括書簡和日記）中表達過。
阿·托爾斯泰對青年作家也這樣提出過忠告，他是從另一面來接近這個問題的：“……你應該把你要寫的每一件事物，都從是否能引起你的反感的角度去檢驗一下：你是討厭寫這樣的東西呢，或是不討厭？要是你討厭寫，沒有寫的興致，那你就別寫，因爲反正寫出來也是要不得的，是捏造出來的。只有那你願意寫的，那最吸引人的，你才去寫。……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在年輕的、經驗還不豐富的作家那裏，往往有這樣的情況：他懷著厭惡的情緒，毫無熱情地去穿越創作道路上的障礙。對于障礙，不要帶著苦惱的心情去鑽，而應該鼓起勇氣飛越過去。”
這裏所強調的是作者爲喚起自己全部創作力量所需要的激動，創作的激情。這種激情是來自生活中的感受，而不是那種憑空自來的靈感。
這是創造一部好的文藝作品的一個重要條件，甚至是一個必要條件。不僅一般年輕的作者，即使是那些有經驗的作家，當他們缺乏創作激情時，也會寫出一些灰白的、甚至是虛假的作品。而在某些名作中，有的篇章也不是那樣豐滿感人的，那原因也正在這裏。
不過，這些道理難道不是常識嗎？
是的，這不過是常識，但當我讀到報刊上的某些作品時，卻常常不自覺地想起了這點常識。想起了托爾斯泰批評某些作家的話：“……作者除了要寫一部小說這個願望以外就沒有其他任何什麼感情。”
因而，我想，我們的年輕的作者和知名的作家們，常常重溫一下這些忠告還是有必要的。
在某雜志上讀到了一位名家的實在說不上好的一篇文章，我問雜志的編者，怎麼會發表出來的呢？
他說：“原來寄來的是另一篇，我們覺得不好，退掉了，作者又寄了這一篇來，我們也覺得不好，但爲了尊重作者，就發表了。”
我想，真正對作者的尊重，是不發表他的不好的作品。而這也是對讀者的尊重，對自己所辦的刊物的尊重。
我們也希望作者尊重自己的榮譽，尊重自己在讀者中的信譽，那是過去通過辛勤的勞動所創造的好的作品所贏來的，不要自己去損害它。
但現在某些刊物的風氣是，只要是名家的稿子，不管好壞都發。而某些名家則隨便地就將自己也並不滿意的作品向刊物送。
柴可夫斯基在談到盧賓斯坦那樣的作曲家時說：“他感到有一種義務，要每天給社會供應一種新作，結果就是，他把偉大的創造力，作小小的變化，于是，他後期的大部分作品，就全是鎳而非真金了。假如他寫得用心些，他會創造出真金來的。
這一段話也值得作家們參考。
多産是好的，但讀者要求的是真金。我想，這也該是作者自己的要求吧。
在所讀到的幾本馬克思的傳記中，我最喜愛的是梅林的那一本。雖然它並不是史料最豐富的，而且還有比較嚴重的錯誤和缺點。我喜愛它，因爲它的文筆優美，是政治人物傳記中所罕見的；更主要的，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人的馬克思。
馬克思當然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戰士。然而，首先他是一個人。在一般的傳記中，很注意翔實地記載他的學術成就和戰鬥業績，對于他的私生活和思想感情則往往只是簡略地談一談，甚至根本回避了。而且一般的傳記作者，幾乎沒有提到過馬克思的缺點和錯誤。
梅林的《馬克思傳》用相當多的篇幅寫到了馬克思的愛情、家庭生活，對孩子們的鍾愛，和同志們的情誼。他有他的愛好，他的喜悅、痛苦、悲哀，而且也有時意志消沈。當他唯一的兒子，九歲的埃德加爾死了，他表現出那樣深沈的悲痛；當他彌留之際，懷著那樣真摯的感情談到已去世的妻子燕妮所帶給他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這些地方是傳記中最感人的部分，使馬克思在我們心中更
近了。而且，通過作爲人的馬克思，我們更了解了作爲戰士的馬克思。
梅林的序言中還說：“如果馬克思在實際上真象馬克思主義教區的教士們所贊賞的那樣，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少年，我就不會醉心于寫他的傳記了。”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把馬克思的偉大形象不加修飾地重新塑造出來。他認爲，在一本好的傳記中，作者的贊美和作者的批評，需要有同等的分量。這句話當然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一半對一半。他的意思不過是說不要美化對象，不必掩飾對象的缺點和錯誤，（如果是有缺點和錯誤的話），即使對象是一位偉大的人物。而他也確實就是這樣做的。他在書中的好多
，坦率地提到了他對馬克思理某些問題的看法，包括批評。他的看法不一定都對，在有的問題上明顯是錯誤的。但這樣的態度和方法卻是應該肯定的。馬克思不是神，當然也會有缺點和錯誤。馬克思自己就經常引用那句古羅馬的格言：人所固有的我無不具有。
我不是想在這裏評價梅林的《馬克思傳》。在看了一些傳記文學後，想到了梅林寫傳記的態度和方法，我以爲那是值得傳記文學的作者借鑒的。作爲讀者，我們所要求的是以切的筆調所寫出的真實的人。
美學家李澤厚不久前談到藝術家面臨著這樣的選擇：“你可以選擇做一種裝飾品，寫些很精巧的東西，也許可以裝飾兩千年；你也可以選擇一些在時下現實中起很大作用的東西，有較高的社會價值，然而很可能流傳不下來。”
這自然只是就大的傾向而慨乎言之。因爲，文藝作品的戰鬥
和藝術並不是截然不相容的。在中外文學史上，作爲巍然高
存在的，正是那些不僅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而且也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的作品。
這首先是藝術家對待現實的態度問題。
說藝術家應具有社會責任感，這並不是一句空洞的話。因爲他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有他的感受、認識，有他的愛憎。以此爲基礎並以此爲內涵，就産生了他的藝術。
當然，不能重複過去一些簡單化和機械論的觀點。我們也需要一些雖然沒有明顯的社會內容，但能夠豐富我們的感情、提高我們審美情趣的藝術品。但一個作家也同時是一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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