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年，李贽在獄中以剃刀自刎，死後，被稱爲犧牲自我。這一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懷疑。李贽的著作不見容于當時而屢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則不顧禁令而不斷加以重印。這些著作，雖然篇幅浩瀚，然而並沒有在曆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李贽並不缺乏勇氣，但是通常來說，這樣類型的作家如果發現了崇高的真理而願意爲之犧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間就會表現一種燃燒
的自我滿足和欣快。這些特點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見到。
少數的評論者，竟說李贽站到了下層民衆的立場上，批判了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這種論調自然更屬于無稽。他在1580年離開姚安知府的職務以後，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紳士的周濟以維持生活，而他也從不覺得接受這些周濟有任何不妥。這個社會容許他不耕而食，但是他從來沒有提出應當改組。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著眼在私人的格和品德，而從沒有經濟立場，同時他也明確指出這種評語可以同樣適用于自己。在若幹場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評，一方面又自我憐惜。在給侍郎周思敬的信裏，他說：“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然而禍來又不即來，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歎塵世苦海之難逃也。可如何！”在這種語調中看不出絲毫自我犧牲的意味，也就是說，寫信的人並沒有能以燃犀燭照的銳利眼光看透社會的痼弊，立下“與汝偕亡”的決心。
但是李贽對這個社會具有理智上的關心，則屬毫無疑義。這種關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
，在它的後面有社會經濟的背景，也有與他所的社會環境有特別的關聯，而其個人的心理上和哲學上的特點尤其不能忽視。這些條件只能更把李贽構成一位特
鮮明的中
學者，而不是一位在類似條件下的歐洲式的人物。
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經按照儒家的倫理原則完成了對家庭應盡的一切義務。次年，他即剃發爲僧，時年六十一。剃發的原因是他的環境已經允許他抛卻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尋求個的自由發展。這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遁世，不論從理智上看還是從社會關系上看，他此後的言行實際上代表了全文人的良心。當被捕後接受訊問，他回答說：“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這種精神和路德的倔強相似。他認爲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見解釋經典，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凡信徒即爲長老的態度相似。但李贽沒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谟斯的自信。在他自裁以後氣絕以前，他用手指寫了王維的一句詩以解釋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極悲觀的情緒已顯然可見。
李贽的悲觀不僅屬于個人，也屬于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複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爲灌木，不能形成叢林。都禦史耿定向是李贽的朋友、居停和論辯的對手，李贽曾屢屢對他作過不留情面的抨擊，批評他缺乏誠信。然而，李贽還以同樣不留情面的態度解剖自己，指責自己缺乏誠信：“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心與口違。”他還懷疑自己用佛門的袈裟遮掩了“商賈之行之心”，“以欺世盜名”。這種奇怪現象的症結，在于內心矛盾的劇烈交戰而無法自解。
李贽于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他的家族原姓林，後來改姓李。六世祖林驽是泉州的巨商，以貿易往來于波斯灣，娶“目女”，可能就是印度歐羅巴人種的女人。在其後相當的時間內，他的祖先仍然和混血的家庭和伊斯蘭教的信仰者往來，一直到曾祖父一代，他家庭中的際彩才歸于消失，李贽本人則從小就在中傳統文化的影響下長大成人。
到李贽這一代，他的家道早已中落。1552年，他得中舉人。中舉後因爲經濟困難，不能再耐心拼得進士及第的資格，即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職。之後，他多年沈浮于下僚，位卑俸微，郁郁不得志。1559年，又因爲父
死去而停職丁憂。服滿後入京求職，等待了一年零八個月，才得到了一個子監教官的職位。候補期間，以教書糊口。他生有4個兒子3個女兒，但除了大女兒以外，其他都不幸夭殇。據李贽自己說，有一次他有7天沒有吃到多少東西，最後甚至饑不擇食，不能分辨“稻粱”和“黍稷”的差別。
1563年，他的祖父去世。上司和朋友根據當時的習慣，送給了他相當豐厚的赙儀。至此，他下了一個重要的決心。他把全部款項的一半在他做過教官的河南購置地産一，以爲妻女
食之資，讓她們留在河南，余下的一半則由他自己攜回福建。他所需要安葬的不僅是新去世的祖父，而且還有祖先三代的靈柩五口。按照一般的風俗，安葬先人，必須講求風
，選擇吉地，以期後人的飛黃騰達，否則甯可把靈柩長期停放。當時，李贽還在文官的下層中掙紮，雖然祖父剛剛去世，但是曾祖父的靈柩已經停放了50年，環境逼迫他遷就現實，在可能的條件下一起埋葬，但求入土爲安不再作過高的奢望。這一問題的解決，多年之後還使李贽感到已經恪盡了自己的職責。
然而這一個決定卻增加了他妻子的負擔。她不願意在去家數千裏之外無依無靠地獨撐門戶，而且她也有自己的孝思。她的母年輕時居孀，曆經辛苦，把她撫育成人，這時由于思念女兒，朝夕哭泣至于“又眼盲矣”。但是李贽手頭的款項畢竟有限，不可能在喪葬之外再攜家往返，所以只能忍心拒絕了她一起返回泉州的請求。他們一別三年，等到重新聚首，她才告訴他兩個女兒因爲當地饑馑，營養不良而死。這一不幸的消息當然使他傷痛不已，當晚與妻子“秉燭相對，真如夢寐”。
李贽在河南共城任儒學教谕3年，在南京和北京子監任教官各數月，在禮部任司務5年，又調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又近5年，最後才被任爲雲南姚安知府，時在1577年。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極爲微薄，甚至不足以糊口。只有在知府任上，才有了各項“常例”和其他收入，遂漸有所積蓄。
這種似合法又似非法的收入並沒有使李贽感到不安。他並不像海瑞一樣，以爲官俸定額以外的一絲一毫收入都屬于貪汙。他以特行卓識而見稱于當代和後世，但在這個問題上卻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來就是名利。他的誠實在于能夠坦白承認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絕私慾、爲……
萬曆十五年李贽——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