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劉秀，是中
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說他“內聖外王”，則甚爲牽強。況且我們今日評議他，也不是以評議人物爲目的，而是因爲原始材料缺乏敘述社會剖面的文章，我們只能從上層人物之作爲，順帶看出當日社會中層與下層的一般概況。
劉秀的六世祖爲長沙定王，是西漢景帝的１４個兒子封王者之一。以後他的祖先曆經侯，太守，都尉，縣令，疊次由貴族下降，經過上層中層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時代，劉秀曾在長安上學，因爲資用不給，他和同學集錢買驢，而由從仆牽著替人載物取值。他也曾出過面經理他叔父的訴訟，也曾在災荒的年代出賣谷物，所以爲人精于計算，在社會上講則屬于中下級的紳商。
以後和他起事之任將帥者，大概與他背景相似，也代表著一個富于流動
的社會階層。吳漢則曾爲馬販，鄧晨爲官紳子，“大樹將軍”馮異爲五縣郡椽（等于近代道臺的科長或書），王霸爲獄吏，李通爲富商，只有王常從綠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這些條件也使我們想象王莽末年，“寇盜蜂起”由于民變波及到中層社會，才引起全反叛，到這時候劉秀與他的哥哥劉演才糾集“賓客”，舉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攝身分，做過多年“假皇帝”，也做過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認爲“起義”。劉演發難，各家子弟都還避匿，後來聽說劉秀也已參加，才說：“謹厚者亦複爲之”，于是打破了造反與起義間的隔膜。但是也還賴劉演之說服王常，拉攏來屬于綠林的“下江諸將”，劉家的“漢軍”，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軍事實力。而且這些人物也多是年輕人。光武起事時２８歲；在最初不願參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時，方始參與的鄧禹，２４歲；另一個在北方投效的將領耿龠，才２１歲。
劉家兄弟雖在這次運動裏起了領導作用，代表劉漢光複的卻不只他們二人。族兄劉玄更擁有綠林所屬“新市兵”的擁戴，于公元２３年被立爲皇帝，是爲“更始帝”。他因爲嫉妒劉演的聲望，因故將他
死。劉秀不但不爲兄報仇，也不哭泣服喪，反
見劉玄，表示並無芥蒂。他可能在這時候，就已策定了今後的長久計劃。在當日全獨立稱王的有十多個集團。王莽擁有從洛陽到長安的地盤。更始帝及所屬綠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過河南西南向這地區前進。山東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區，他們遲早必殺得你死我活。並且這整個大區域，漢人稱爲“關東”，是連年遭受天災損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見得可以整頓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個月內，獲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虜將軍的名義和劉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綏靖各，這才給他造成一個獨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時候給人打垮的機會。他北行之前，以寇恂爲河內太守，防製其他部隊渡河追其後尾。茲後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百余萬”。劉秀北行抵邯鄲，此地即有王郎稱帝，他也自顧力尚未豐，只采取迂回戰略，徑向極北定縣薊州各，一路以勸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幾萬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頭拔邯鄲誅王郎。這是用南北軸心作軍事行動的方針，以邊區的新興力量問鼎中原，超過其他軍事集團的戰略。
公元２５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嬰又被人擁立爲帝。此人也確實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繼承漢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劉玄也要去討伐他，使他身首異。劉秀則僅須在側觀望。到這年６月，他才在“諸將固請”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爾後幾個月內赤眉入長安，劉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殺。光武則先收複洛陽，次收複長安，皆可算
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陽長安間的根據地就再未受任何嚴重的威脅。雖說各方的征伐仍曠日持久，一直到公元３６年最後一個對頭公孫述戰死于成都，光武帝劉秀才算削平群雄。
劉秀要統率駕馭很多不容易領導的人物，而都能夠補短截長，互相牽製，除了他的宗室身分，謹厚的聲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備之外，他具有領導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時他對大小事宜，都身督察經營，毫不松懈。他經常在局勢艱危的時候，冒生命危險臨前線。有人說他平生“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我們也可以想象大敵已居他預料之中，若不規避，一定是准備好一決雌雄，所以能臨危不懼。反而是小敵會出其不意的出現，需要警惕，否則置不當，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此看來，光武帝劉秀不僅有軍事頭腦，而且有作大將的才幹。
《後漢書》〈耿龠傳〉說耿爲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孫述傳〉說成都已降，吳漢仍族滅公孫氏家屬，並縱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紀〉也說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吳漢都成都”。可見得當日作戰時的殘酷，而中興仁義之師尚如是，其他“賊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３０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诏稱：“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員，“並省四百余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可見得自公元１７年綠林起兵以來，中原鼎沸，加以蝗災疊見，內戰頻仍，全人口減少，無可置疑（只恐怕不會由近６０００萬突降至２１００萬）。同時各起兵的都有“賓客家室”參加，有時這些附屬人員也參入野戰軍之內。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圍，經常逾月。各軍的辎重車輛，動辄幾千。這些史料，也使我們聯想到軍事組織之中必用社會中層人物爲此設計並籌辦聯絡後勤等事項。在“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條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戰事淘汰，又可能較一般住戶程度更深。
公元２８年東漢的官方記錄中有下面一段的記載：
王莽末天下大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孫述敗後，才由成都傳送郊廟樂器，葆車，輿車辇于洛陽。與之相連的文字稱：“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周役，務存簡寡，乃至十存一焉。”
綜合上面各項資料，可見得劉秀並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經過大量流血之後，相次緩和，不僅人口劇降，中層階級也受打擊，文官集團，有待重建，各種作朝廷裝潢的文物，尚不齊備。所以他一面“與民更始”，將田賦恢複到文帝時三十分之一，一方面嚴刑峻法的稽考文冊。公元４０年“河南尹張汲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這種外柔內剛的辦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識形態，就使他完成了中興大業。
當日君權世襲，中央集權又無法放棄，我們企盼劉秀改弦更張，可能有些過分。但是我們讀到酷吏列傳中的雒陽令董宣（雒即是洛，因東漢自稱以火德興，避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命才能將公主家的殺人犯置之于法。當日又稱“貨輕錢薄”，則是民間需要有力量的貨幣製度，使物資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劉秀連問題都沒有考慮得到，也可以說他雖是超級政客，軍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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