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主義在歐洲是法
大革命前後的産物。嚴格言之，它是文藝和美術在時代上的趨向，我們不妨用“到自然去”四個字概括它的精神。歐洲大陸在１８及１９世紀之交，深感自中古以來殘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不合時代，令人感到窒息。漫主義的作家
離古典主義的羁絆，由各人自尋出路，以自己的情緒，作他們寫作吟詠描畫的引導線，因爲如此，他們全也有一種將世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趨向。
中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強迫漢獻帝禅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滅陳而重新統一中，在曆史上統稱魏晉南北朝。這三個半以上的世紀之內，能夠稱爲統一的時間，不過約３０年。這並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只是時局動蕩，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形骸自求真趣。不僅當時人物如此，即後代作者，追慕流風遺韻，也把當時事物，描畫得帶漫
彩。有唐朝劉禹錫年作《西塞山懷古》一詩爲證。劉詩雲：
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
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這原來是紀公元２８０年晉朝暫時統一中的事迹，這背景則是先有魏蜀吳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將鄧艾在成都北的萬山叢嶺中進軍，出敵不意的襲蜀，蜀亡。後來，司馬氏的晉代曹魏之後用王睿爲巴郡太守，後爲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離不開“大刀闊斧”的
襟和抱負。他在四川造船，費時七載，待得准備停當，王睿已７０歲。于是攻吳的舟筏順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吳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據《晉書》的紀載，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們也可以想象，以４０尺寬７５尺長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積。但是即使有四層艙，每艙要載兵五百多名，也未免過多。況且“以木爲城，起樓橹，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就有些難以置信了。書內又說吳人在江險碛要害之
，以鐵鎖橫截，王睿乃作火炬，長十余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燒起來的時候，“須谀，溶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這些話實近于神奇。我們既無法指駁，也無法證實，只好說委可能作者在文筆之間誇大其辭，其影響之遠，從劉禹錫詩可以看了，漫主義的彩超過紀事之精密。我們除非獲得其他資料證實，不能以這簡單的辭句當作技術史上的根據。
然則漫主義的出現，也不在此時開端。京劇臉譜曹
，因爲在劇中的角是一大
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塗牆，眼細如絲，頰間肌肉折皺，表現一派險谲氣象，大有“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感覺。而關羽，因爲他“義重如山”，所以臉譜以赤爲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莖都以黑線畫成，由中央向四方輻射，大有熱情似火，不可抑製的狀態。下邊的黑痣，可能爲現實寫真。他的長須，則又是绛紅與面上的棗底相映，象征血氣旺盛。呂蒙的臉譜，臉上黑白相次，圖案上的結構，表現中有丘壑，也稍帶神秘彩，而劇中的角也以機智稱。
將這三位人物擺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來曹爲魏公，與蜀劉備，吳孫權相對立。以前劉備新敗，孫權收容他，讓他暫駐荊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勝利。可曾幾何時，劉備既據荊湘，又拓土于西蜀，荊州又只借不還，所以孫權老覺得他居長江之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著劉備在四川北部規劃，南郡只有關羽留鎮，而關的部隊又與曹兵交鋒之際，致牒于曹公，以討關羽自效。這個軍事計劃由部下呂蒙執行。果然呂蒙于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襲擊關羽，使他兩線作戰，截獲他之後，將之斬首傳報曹公。然而呂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獎，即病發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關羽授首前後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漢禅，劉備和孫權得到借口，也仿效稱皇帝，于是才全面展開三鼎立的局面。
這與漫主義有何相幹？
整個三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沈起伏的期間。因爲戰事連亘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臺上的角，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于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襟懷抱，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于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瑾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並曾以特使的身分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
嫁與劉備，後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６０年事者，爲《三志》。陳壽之原稿，分爲《魏書》，《蜀書》和《吳書》。因爲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須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還提出不少糾正及置疑之。因爲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裏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于選材不致全部爲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們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曆史運轉之奧妙。
《三志》裏的曹，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爲谲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不羁的漫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産，那是因爲他志在天下，用不著瞻前顧後的去憂慮
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不羁，可以在“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譽”，不願作“凡愚”。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後，事實逼他東征西伐，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于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爲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衆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虛名而實禍”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于公元２１０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實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用兵之術”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诏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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