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靜觀人生故鄉風物故鄉人上一小節]求味美。呷一口花雕,嚼一片嫩筍,其味無窮。這種人深得酒中三昧,所以稱之爲“徒”。迷于賭博的叫做賭徒,迷于吃酒的叫做酒徒。但愛酒畢竟和愛錢不同,故酒徒不宜與賭徒同列。和尚稱爲僧徒,與酒徒同列可也。我發了這許多議論,無非要表示我是個酒徒,故能常識塘棲的酒家。我吃過一斤花雕,要酒家做碗素面,便醉飽了。算還了酒鈔,便走出門,到淋勿著的塘棲街上去散步。塘棲枇杷是有名的。我買些白沙枇杷,回到船裏,分些給船娘,然後自吃。
在船裏吃枇杷是一件快適的事。吃枇杷要剝皮,要出核,把手弄髒,把桌子弄髒。吃好之後必須收拾桌子,洗手,實在麻煩。船裏吃枇杷就沒有這種麻煩。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丟在河裏,吃好之後在河裏洗手。坐船逢雨天,在別是不快的,在塘棲卻別有趣味。因爲岸上淋勿著,絕不妨礙你上岸。況且有一種詩趣,使你想起古人的佳句:“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
碧于天,畫船聽雨眠。”“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古人贊美江南,不是信口亂道,卻是
身
會才說出來的。江南佳麗地,塘棲
鄉是代表之一。我謝絕了二十世紀的文明産物的火車,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實在並非頑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1972年
每次讀到魯迅《故鄉》中的閏土,便想起我的王囡囡。王囡囡是我家貼鄰豆腐店裏的小老板,是我童年時代的遊釣伴侶。他名字叫複生,比我大一二歲,我叫他“複生哥哥”。那時他家裏有一祖母,很能幹,是當家人;一母,終年在家燒飯,足不出戶;還有一“大伯”,是他們的豆腐店裏的老司務,姓鍾,人們稱他爲鍾司務或鍾老七。
祖母的丈夫名王殿英,行四,人們稱這祖母爲“殿英四娘娘”,叫得口順,變成“定四娘娘”。母名慶珍,大家叫她“慶珍姑娘”。她的丈夫叫王三三,早年病死了。慶珍姑娘在丈夫死後十四個月生一個遺腹子,便是王囡囡。請鄰近的紳士沈四相公取名字,取了“複生”。複生的相貌和鍾司務非常相象。人都說:“王囡囡口上加些小胡子,就是一個鍾司務。”
鍾司務在這豆腐店裏的地位,和定四娘娘並駕齊驅,有時竟在其上。因爲進貨,用人,經商等事,他最熟悉,全靠他支配。因此他握著經濟大權。他非常寵愛王囡囡,怕他死去,打一個銀項圈挂在他的項頸裏。市上凡有新的玩具,新的服飾,王囡囡一定首先享用,都是他大伯買給他的。我家開染坊店,同這豆腐店貼鄰,生意清淡;我的父中舉人後科舉就廢,在家坐私塾。我家經濟遠不及王囡囡家的富裕,因此王囡囡常把新的玩具送我,我感謝他。王囡囡項頸裏戴一個銀項圈,手裏拿一枝長槍,年幼的孩子和貓狗看見他都逃避。這神情宛如童年的閏土。
我從王囡囡學得種種玩藝。第一是釣魚,他給我做釣竿,彎釣鈎。拿飯粒裝在釣鈎上,在門前的小河裏垂釣,可以釣得許多小魚。活活地挖出肚腸,放進油鍋裏煎一下,拿來下飯,鮮美異常。其次是擺擂臺。約幾個小朋友到附近的姚家墳上去,王囡囡高踞在墳山上擺擂臺,許多小朋友上去打,總是打他不下。一朝打下了,王囡囡就請大家吃花生米,每人一包。又次是放紙鸢。做紙鸢,他不擅長,要請教我。他出錢買紙,買繩,我出力糊紙鸢,糊好後到姚家墳去放。其次是緣樹。姚家墳附近有一個墳,上有一株大樹,枝葉繁茂,形似一頂陽傘。王囡囡能爬到頂上,我只能爬在低枝上。總之,王囡囡很會玩耍,一天到晚精神勃勃,興高采烈。
有一天,我們到鄉下去玩,有一個挑糞的農民,把糞桶碰了王囡囡的服。王囡囡罵他,他還罵一聲“私生子”!王囡囡面孔漲得绯紅,從此興致大大地減低,常常皺眉頭。有一天,定四娘娘叫一個關魂婆來替她已死的兒子王三三關魂。
我去旁觀。這關魂婆是一個中年婦人,肩上扛一把傘,傘上挂一塊招牌,上寫“捉牙蟲算命”。她從王囡囡家後門進來。
凡是這種人,總是在小巷裏走,從來不走鬧市大街。大約她們知道自己的把戲鬼鬼祟祟,見不得人,只能騙騙愚夫愚婦。
牙痛是老年人常有的事,那時沒有牙醫生,她們就利用這情況,說會“捉牙蟲”。記得我有一個戚,有一天請一個婆子來捉牙蟲。這婆子要小解了,走進廁所去。旁人偷偷地看看她的膏葯,原來裏面早已藏著許多小蟲。婆子出來,把膏葯貼在病人的臉上,過了一會,揭起來給病人看,“喏!你看:
捉出了這許多蟲,不會再痛了。”這證明她的捉牙蟲全然是騙人。算命、關魂,更是騙人的勾當了。閑話少講,且說定四娘娘叫關魂婆進來,坐在一只搖紗椅子上。她先問:“要叫啥人?”定四娘娘說:“要叫我的兒子三三。”關魂婆打了三個呵欠,說:“來了一個靈官,長面孔……”定四娘娘說“不是”。
關魂婆又打呵欠,說:“來了一個靈官……”定四娘娘說:
“是了,是我三三了。三三!你撇得我們好苦!”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後來對著慶珍姑娘說:“喏,你這不爭氣的婆娘,還不快快叩頭!”這時慶珍姑娘正抱著她的第二個孩子(男,名掌生)喂,連忙跪在地上,孩子哭起來,王囡囡哭起來,棚裏的驢子也叫起來。關魂婆又代王三三的鬼魂說了好些話,我大都聽不懂。後來她又打一個呵欠,就醒了。定四娘娘給了她錢,她討口茶吃了,出去了。
王囡囡漸漸大起來,和我漸漸疏遠起來。後來我到杭州去上學了,就和他闊別。年假暑假回家時,聽說王囡囡常要打他的娘。打過之後,第二天去買一支參來,煎了湯,定要娘吃。我在杭州學校畢業後,就到上海教書,到日本遊學。抗日戰爭前一兩年,我回到故鄉,王囡囡有一次到我家裏來,叫我“子恺先生”,本來是叫“慈弟”的。情況真同閏土一樣。
抗戰時我逃往大後方,八九年後回鄉,聽說王囡囡已經死了,他家裏的人不知去向了。而他兒時的遊釣伴侶的我,以七十多歲的高齡,還殘生在這娑婆世界上,爲他寫這篇隨筆。
筆者曰:封建時代禮教殺人,不可勝數。王囡囡庶民之家,亦受其毒害。慶珍姑娘大可堂皇地再嫁與鍾老七。但因禮教壓迫,不得不隱忍忌諱,釀成家庭之不幸,冤哉枉也。1972年
歪鲈婆阿三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只因他的嘴巴象鲈魚的嘴巴,又有些歪,因以爲號也。他是我家貼鄰王囡囡豆腐店裏的司務。每天穿著褴褛的服,坐在店門口包豆腐幹。人們簡稱他爲“阿三”。阿三獨身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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