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少平上這學實在是太艱難了。象他這樣十七、八歲的後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齡。可是他每頓飯只能啃兩個高粱面馍。以前他聽父說過,舊社會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這是一種最沒營養的糧食。可是就這高粱面他現在也並不充足。按他的飯量,他一頓至少需要四五個這樣的黑家夥。現在這一點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餓死罷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裏還勉強能撐得住,可這年頭“開門辦學”,學生們除過一群一夥東跑西顛學工學農外,在學校裏也是半天學習,半天勞動。至于說到學習,其實根本就沒有課本,都是地區發的油印教材,課堂上主要是念報紙上的社論。開學這些天來,還沒正經地上過什麼課,全班天天在教室裏學習討論無産階級專政理論。當然發言的大部分是城裏的學生,鄉裏來的除過個別膽大的外,還沒人敢說話。
每天的勞動可是雷打不動的,從下午兩點一直要幹到吃晚飯。這一段時間是孫少平最難熬的。每當他從校門外的坡底下挑一擔垃圾土,往學校後面山地裏送的時候,只感到兩眼冒花,天旋地轉,思維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機械地蠕動著兩條打顫的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
但是對孫少平來說,這些也許都還能忍受。他現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貧困而給自尊心所帶來的傷害。他已經十七歲了,腔裏跳動著一顆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面的裳站在女同學的面前;他願自己每天排在買飯的隊伍裏,也能和別人一樣領一份乙菜,並且每頓飯能搭配一個白馍或者黃馍。這不僅是爲了嘴饞,而是爲了活得尊嚴。他並不奢望有城裏學生那樣優越的條件,只是希望能象大部分鄉裏來的學生一樣就心滿意足了。
可是這絕對不可能。家裏能讓他這樣一個大後生不掙工分白吃飯,讓他到縣城來上高中,就實在不容易了。大哥當年爲了讓他和上學,十三歲高小畢業,連初中也沒考,就回家務了農。至于大,從小到大連一天書也沒有念過。他現在除過深深地感激這些至至愛的人們,怎麼再能對他們有任何額外的要求呢?
少平知道,家裏的光景現在已經臨近崩潰。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癱在炕上;父母也一大把歲數,老胳膊老的,掙不了幾個工分;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又尋了個不務正業的丈夫,一個人拉扯著兩個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頓沒下頓,還要他們家經常接濟一點救命的糧食——他父母心疼兩個小外孫,還常常把他們接到家裏來喂養。
家裏實際上只有大哥一個全勞力——可他也才二十三歲啊!愛的大哥從十三歲起就擔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沒有他,他們這家人不知還會破落到什麼樣的境地呢!
按說,這麼幾口人,父和哥哥兩個人勞動,生活是應該能夠維持的。但這多少年來,莊稼人苦沒少受,可年年下來常常兩手空空。隊裏窮,家還能不窮嗎?再說,父母一輩子老實無能,老根子就已經窮到了骨頭裏。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窮,而且看來再沒有任何好轉的指望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能上到高中,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話說回來,就是家裏有點好吃的,好穿的,也要首先考慮年邁的祖母和年幼的;更何況還有的兩個嗷嗷待哺的小生命!
他在眼前的環境中是自卑的。雖然他在班上個子最高,但他感覺他比別人都低了一頭。
而貧困又使他過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別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對一切家境好的同學內心中有一種變態的對立情緒。就說現在吧,他對那個派頭十足的班長顧養民,已經産生了一種強烈的反感情緒。每當他看見他站在講臺上,穿戴得時髦筆挺,一邊優雅地點名,一邊揚起手腕看表的神態時,一種無名的怒火就在膛裏燃燒起來,壓也壓不住。點名的時候,點到誰,誰就答個到。有一次點到他的時候,他故意沒有吭聲。班長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聲他的名字,他還是沒有吭聲。如果在初中,這種情況說不定立即就會引起一場暴力的沖突。大概因爲大家剛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況,班長對于他這種汙辱的輕蔑,采取了克製的態度,接著去點別人的名了。
點完名散場後,他和他們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這家夥喜眉笑臉地對他悄悄伸出一個大拇指,說:“好!”“我擔心這小子要和我打架。”孫少平事後倒有點後悔他剛才的行爲了。
“他小子敢!”金波瞪起一雙大花眼睛,拳頭在空中晃了晃。
金波和他同齡,個子卻比他矮一個頭。他皮膚白晰,眉目清秀,長得象個女孩子。但這人心卻生硬,做什麼事手腳非常麻利。平靜時象個姑娘,動作時如同一只老虎。
金波他父是地區運輸公司的汽車司機,家庭情況比孫少平要好一些,生活方面在班裏算是屬于較高層次的。少平和這位“富翁”的關系倒特別要好。他和他從小一塊耍大,玩很投合。以後又一直在一起上學。在村裏,金波的父在門外工作,他家裏少不了有些力氣活,也常是少平他父或哥哥去幫忙。另外,金波的也和他一塊上學,兩個孩子好得形影不離。至于金波對他的幫助,那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在公社上初中時,離村十來裏路,爲了省糧省錢,都是在家裏吃飯——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順便帶著一頓中午飯。每天來回二十裏路,與他一塊上學的金波和大隊書記田福堂的兒子潤生都有自行車,只有他是兩條走路。金波就和他共騎一輛車子。兩年下來,潤生的車子還是新的,金波的車子已經破爛不堪了。他父只好又給他買了一輛新的。現在到了縣城,離家六、七十裏路,每星期六回家,他更是離不開金波的自行車了。另外,到這裏來以後,金波還好幾次給他塞過白面票。不過,他推讓著沒有要——因爲這年頭誰的白面票也不寬裕;再說,幾個白面馍除頂不了什麼事,還會慣壞他的胃口的……唉,盡管上這學是如此艱難,但孫少平內心深還是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滋味。他現在已經從山鄉圪崂裏來到了一個大世界。對于一個貧困農民的兒子來說,這本身就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啊!
每天,只要學校沒什麼事,孫少平就一個人出去在城裏的各種地方轉:大街小巷,城裏城外,角角落落,反正沒去過的地方都去。除過幾個令人敬畏的機關——如縣革委會、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外,他差不多在許多機關的院子裏都轉過了——大多是假裝上廁所而哄過門房老頭進去的。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也不感到這身破服在公衆場所中的寒酸,自由自在地在這個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蕩。他在這其間獲得了無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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