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這地界就是這種哲學的故鄉。
也是蘇五一的功勞。因爲他的引見，後來使我更多地結識了左近一帶的居民們。一個在新華裏街邊兒遛鳥的老頭兒告訴我，人哪，總得有幾招兒，才能活得那麼踏實。
“您得聽聽，您得記下來，保不齊什麼時候您就用得上。”他說。
他告訴我，什麼時候家裏出了事，譬如鬧了耗子吧，可千萬不能起急，也不用動氣。您看看東家，再問問西家，看看他們是不是也鬧耗子。沒跑兒，一准兒也鬧得歡著哪。那您生什麼氣啊，您哪，踏踏實實的，活吧。
還有呢？
還有，譬如物價漲了，您也別抱怨。您抱怨什麼呀？又不只是您一家受著。別人能過，咱也能過，看誰熬得過誰。
還有呢？
還有，您老得想著，咱是草民。草民是什麼意思？草！驢吃也行，馬啃也行。受點子委屈，那叫委屈嗎？咱有委屈嗎？您有什麼想不開的？活吧。
我信，因爲那天我已經受過蘇五一的啓蒙了。
那天和蘇五一分手後，滿腔的郁悶一掃而光。
俗話說，退一步想，天高地闊。誠哉斯言。
一邊騎著自行車往家走，一邊想，劉厚明在哪個派出所哪？劉心武又在哪兒？還有理由、趙大年……這一回，全北京的作家們大概是一網打盡啦。都跟我似的，提著警棍，捏著手铐，跟在蘇五一們的身後，去搜查、逮捕、審訊、取證、出現場，坐在警車裏滿北京嚎哪。
我有什麼氣不忿兒的？
想起了那哥兒幾個可能是個啥模樣，甚至忍不住想樂。
厚明會是什麼模樣？梗著硬化了的頸椎，也上前“薩馬蘭奇”一番？就他那雙手？怕是連手铐怎麼個铐法兒都掰扯不清吧！厚明是全
青聯的副主席，雖說是虛職，這“官”還是不小的。沒少了帶著這個團，那個團，這回非洲，下回歐洲，替社會主義掙臉。我和他一起參加過幾次活動，在臺底下看他主持全青聯的會，看他給人家發獎，看他給英雄紀念碑獻花圈，就跟家元首似的，還知道理理花圈上的挽帶，人五人六的，像著呢。如果讓他這樣“薩馬蘭奇”一回，不知作何感想？
悲天憫人的劉心武呢？謙恭好禮的老北京趙大年呢？風度翩翩的報告文學家理由呢？
妻子不在家。我們的女兒還小，爲了讓我安心寫作，她們都在姥姥家住。車子快騎到家的時候，想起來回去還沒有飯轍，拐到一家幹淨點的小飯鋪，胡亂吃了點東西，回了家，沏上一杯茶，躺到沙發上，繼續胡思亂想。
最遺憾的，是讓陳祖芬逃了，其實，最該“薩馬蘭奇”一回的，是陳祖芬。
“哎呀，我可去不了，真的，我就怕接觸那些流氓小偷，我寫的全是光明的東西，我接觸不了
暗面……”據說，當文聯的領導把上級的指示告訴她的時候，她在電話裏急赤白臉地嚷嚷起來。
據說，這情況又被反饋回了那位發指示的領導同志那兒，那位領導語重心長地說：“越是這樣，越要鍛煉鍛煉嘛！”
沒錯兒，越不敢“薩馬蘭奇”的，就越得要她“薩馬蘭奇”一下！
可惜到了兒還是讓陳祖芬逃了。不知是不是因爲祖芬不是
員，所以他們不好再通她。
而劉厚明、劉心武和我，簡直就跟被人押送去的差不多。
那幾天我們正在友誼賓館開全青聯委員會，一輛上海轎車拉來了我們文聯的書記和作家協會的書記。
這次活動的意義，早已向我們宣布過一次了：“這是一場不是‘運動’的運動，這是一場比土改還要深刻的運動！”
下面的話同樣在電話裏給我們傳達過了：“所有的作家，寫長篇的，放下長篇；寫劇本的，放下劇本；開會的，請假。限你們三天內到公安局報到。除了老得走不動的，病得下不來
的，誰也不能例外！”
兩位領導就是專程到這兒來接我們來了。
真難爲這兩位，看得出，他們也想不通，可還得苦口婆心地來勸我們。
那時候的我，還是個“士可殺不可辱”的我。
其實，早從蘇五一那兒，或是從新華裏老者那兒學上一招兒，我又何必口幹
燥七竅冒煙滔滔不絕慷慨激昂了足足有三個小時？
那三個小時裏我說我當然歡呼這場不是運動的運動，當然歡呼這場比土改是土改嗎哦是土改歡呼這場比土改還要深刻的運動，就像我當然歡呼“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歡呼“清除精神汙染”，歡呼“五講四美三熱愛”，歡呼解決北京的公廁問題，歡呼“門前三包”，歡呼“禁止隨地吐痰”、“禁止亂扔廢棄物”一樣。我說我對犯罪分子的仇恨一點也不比別人少。我剛買的一輛嶄新的“鳳凰18”就讓他娘的這幫烏
王八蛋給偷了；我老婆回家晚點兒，我就得爲她提心吊膽；我家門口安了兩把鎖，出差三天右眼皮就開始跳。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兔崽子統統槍斃。可這事不是我能幹的呀，我不會偵破不會擒拿不會審訊不會搜查，我不明白幹嗎偏偏要讓我們去偵破去擒拿去審訊去搜查。受受教育？應該應該太應該了。可您不覺得這有點兒像以前說的，用槍杆子押著作家去深入生活的意思嗎？再說您不擔心我們都去寫派出所、拘留所，寫逮捕、判刑、槍斃，可能有損社會主義的光輝，反倒造成“精神汙染”嗎？再再說我正在寫曆史小說，寫共工寫颛顼寫刑天寫蚩尤，雖說這幫東西也鬧騰得可以，可和“刑事犯罪”沾邊兒嗎？再再再說能不能容我寫完了再去“補課”？哪怕容我寫完了這一章？不然拎上個把月的手铐、警棍，我的情緒怕是找不回來啦……
同樣“士可殺不可辱”，同樣口幹燥七竅冒煙滔滔不絕慷慨激昂的，是劉厚明和劉心武。不過，我們的結局也都是同樣的。誰也沒能在那兩位苦口婆心、左右爲難不動員成功無法覆命的領導面前鐵石心腸。最後，我們到底坐進了那輛“上海”轎車，讓它拉著我們到了公安局，我們微笑著，和局長副局長分局長副分局長握手寒暄，我們說我們很高興能有這樣一次錘煉鍛煉磨練大開眼界的機會……然後我們又分別被送到了各自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和所長副所長指導員副指導員握手寒暄，我們說我們很高興能有這樣一次錘煉鍛煉磨練大開眼界的機會……最後，我就到了蘇五一的手下。
據說，一個多月以後，當我們圓滿結束了這次活動的時候，領導同志根據下面的彙報，對我們的幾位寫家的表現是有個“說法兒”的，很不好意思，據說表現最好的，是我。我這消息的來源，是我早年寫小說的入門恩師、《北京文學》的副主編周雁茹，一個最正統的共産員。她是帶著和我分享喜悅的心情跑來告訴我的：“聽說只有你一個人是真正深入了！你的表現最讓派出所的同志滿意了！你抱著鋪蓋卷兒去和他們‘三同’——同吃同住同辦案了！”
雁茹已經去世了，現在我覺得她那喜形于
的樣子還曆曆在目。
當時我只是一笑，我沒有跟她細說，我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表現，主要是因爲我有結識蘇五一的榮幸，他使我忽然活個明白，思路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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