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禁教的理由之一是:“苟千萬戰艘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
一百多年後,他的話不幸成真。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個城門口,城牆上似乎永恒地寫著:“洋人莫入”……我看到了牆上寫的那句話,可是我不顧一群在場中人的驚詫,闖進了城門。這是鴉片戰爭的炮聲“在天朝呼嘯”的時候,一位洋教士對前事的回顧。與其說是他誇耀自己敢于違禁入城的勇敢,不如說是發泄對禁令的憤怒。這時大炮的隆隆聲,在其耳畔簡直成了激人心弦的樂章,他欣喜若狂地說:“現在是可以到中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們的嗓音大喊大叫的日子!”①
①卡理·埃爾維斯《中與十字架》,轉引自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第4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單他這番喊叫,已足以和大炮聲”“媲美”了。《南京條約》簽訂後,若輩的叫喊聲就更響亮了:大不列顛已經和中簽訂和約,這個異教的度現在已經被打開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來臨!
這場戰爭以及結束這場戰爭的條約,不論是對龍的度還是要在這裏駐足的上帝,都是一個劃時代的界標。
對中來說,近代曆史從這裏起步,開始了一個在沈淪中掙紮奮進、在苦難裏拼搏求生、在屈辱中洗雪爭榮的時代。對上帝方面來說,則打開了一個封閉多年的偌大禁區,開始了一個從非法到“合法”、從秘密到公開、從附庸到主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上帝的使者們借商利爲補養、以炮艦作後盾、拿不平等條約當護身符,將扭曲了的沈重十字架,強行在龍的軀之上。
與此前相比,最根本、最主要的變化,即中不再是一個能夠獨立自主的家,它的主權受到列強的破壞。不但“龍顔”的晴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對上帝的命運發揮偌大製約作用,而且在上帝的使者面前,“真龍天子”已經失卻了自主顔面晴的權力,反而要看人家的臉行事。不管情不情願,也得向臣民們喊出對上帝敞門迎訝的號令;讓欽差代自己在含有服從上帝款項的條約上畫押。當時有的外人士即直言不諱地指出,此番西人傳教中,是“取之以力,聚兵于城下,書之約爲專條,而中莫敢誰何”。①
①宓克《支那教案論》第5頁,南洋公學譯書院刊本。
讓洋教士們欣喜若狂的《南京條約》,似乎也有一點令其遺憾的地方,那就是“對傳教一事只字不提,英人關心的只是通商”
不過,這一“缺憾”很快爲效尤英接踵而來的別所彌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和法分別脅迫清政府簽訂《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兩約都規定外人可以在通商五口(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建造教堂。這是列強在橫亘百余年的禁教壁壘上,打開的第一個“合法”突破口。《望廈條約》簽訂之後,直接參與其事的美新教教士伯駕(peter parker)曾得意地說,美幾乎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其中一項重要成就,就是准許在通商口岸建立醫院和教堂。
列強的胃口可不是這麼容易滿足,《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還只是規定外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並沒有規定可以在這些地方自由傳教,更沒有規定可以到內地建堂和自由傳教。列強當然不會就此罷休。條約墨迹未幹,法就出面勒逼清廷明令解除教禁,清廷被迫應允。對方得寸進尺,又進而要求發還禁教年間封禁的天主堂舊址。清帝被迫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初發布上谕,宣明:天主教系勸人爲善,與別項邪教迦不相同,業已准免查禁;以前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已改爲廟宇民居者,如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奉教之人。
這使得在華的洋教士們更舒了一口氣。不過,這時清帝的上谕中還作了相當的保留,聲明仍不准外人赴內地傳教。
中內地門戶向上帝方面全面洞開,是列強通過英法聯軍之役擺得的權益。
鹹豐八年(1858年),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驚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分別與俄、美、英、法等簽訂《天津條約》,其中都對傳教事項作有規定。雖文字措詞不盡一樣,但大旨略同:基督教以勸人行善爲本,得在中內地自由傳習,對此中官方予以保護,不得苛待禁阻。及至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俄等又分別強迫清政府訂立《北京條約》,除了重申《天津條約》中有關教務方面的規定外,法在條約的中文本中還私自添上了“並任法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這在條約法文本中是沒有的),並且還強迫清政府同意將給還教堂舊址的內容寫進條約中。所以,中法《北京條約》中文本裏關于傳教的條文,代表了到此時爲止,列強在該方面攫得的最大“合法”權益。條文規定:
即曉示天下黎民,任各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拿者,予以應得分。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墳茔、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駐紮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奉教之人,並任法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①
①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五冊第互4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北京。
至此,中禁教的法律屏障就已蕩然無存,從邊疆到內地都向上帝的使者們敞開門戶。教方將此視爲莫大的勝利,並狂妄地號召說,一切早已在中的傳教士和各自內的差會,如果不占領中這塊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的立足之地,那將是有罪的!
于是,已經在華的傳教士,放心舒氣地公開活動。列強各各宗各派的教會,爭先恐後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增援部隊”,傳教士們紛至沓來。他們決心要“在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設立光輝的十字架”。這是他們多年的夢想,如今,中的門戶已經全面洞開,夢想實現就指日可待了。
對華傳教與殖民事業的聯系雖然不是自鴉片戰爭才開始,但從以前利瑪窦輩的直接動機和實際行爲看,他們多是虔誠的布道者,主要臥的是爲傳布福音,並充當文化使者的角。從其福音事業的客觀社會效用看,也基本上沒有超出文化交流的範疇。
自鴉片戰爭前後,情況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傳教士所充當的實際角,由單一變爲多重,除了“教”而外,亦“商”。亦“軍”、亦“政”。
言其亦商,是指傳教士和致力于殖民掠奪的商人相聯結。此期來華活……
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第7章 扭曲的十字架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