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坊間刊行之中
文學史，于分期一端，絕少致意。竟有不分時代，囫囵言之者；間爲分期之事，亦不能斷畫稱情。覽其據以分期之意恉，恒覺支離：此亦一憾事也。北京大學文科文門規定分中文學史之教授爲三段：一曰上古，自黃帝至建安；二曰中古，自建安至唐；三曰近古，自唐至清朝。似此分法，大
可行；然于古今文學轉變之樞機，尚有未惬余意者。就余所知，似分四期爲宜。今列舉如左：
一、上古。自商末葉至戰末葉。
二、中古。自秦始皇統一至“初唐”之末。
三、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葉。
四、近代。自明弘嘉而後至今。
談文學史者，恒謂中文學始于黃帝：此語驟觀之似亦可通，細按之則殊未允。黃帝時書皆不傳，今但有僞內經而已。雖殘缺歌謠，有一二流傳至今，正不能執此一二殘阙歌謠，以爲當時有文學之證。何者？此一二殘缺歌謠，不足當文學之名也。其後有所謂《虞書》者，今所傳《堯典》（僞孔《舜典》在內）是也。此篇文辭，大類後人碑銘墓志，決非荒古之文。尋其梗概，與《大戴禮記》中宰予問、五帝德無殊。開始即曰“稽古”，作于後代可知。意者同爲孟子所謂傳，漢世所謂儒家所傳之書傳；其後真《堯典》亡佚，遂取《堯典》之傳以代之（說詳拙著《尚書十論》）。《堯典》既不可據，則當時文學，不可得言。《虞書》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語；《尚書大傳》載雲卿之歌。舜時文學，似已可謂成立矣。然《虞書》僅有詩之名，詩之實未嘗傳于後代，卿雲諸歌，又未可確信爲真。故不能以虞代爲中文學所托始，“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鄭康成《詩譜序》語）。其他散文，《禹貢》《甘誓》頗可信。然《禹貢》僅言地理，《甘誓》不過诏令，不足當文學之名。至于商朝，雖鄭康成以爲“不風不雅”，而頌實存。古文家以《商頌》爲商代之舊，由今文家言之，則西周之末正考父作。今以《商頌》文詞斷其先後，似古文家義爲長。（余固從今文非古文者，獨此說不可一概論。）縱以頌非商舊，而風中實有殷遺。《周南·汝墳》之二章雲，“鲂魚頳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迩。”此爲殷末之作，決然無疑。（汝墳爲殷畿內
。）又《關雎》篇雲，“在河之洲。”章太炎先生雲，“南無河！岐去河亦三四百裏。今詩人舉河洲，是爲被及殷域，不越其望。且師摯殷之神瞽：殷無風，不采詩，而摯猶治《關雎》之亂，明其事涉殷。”此《關雎》爲殷詩之確證。今第一期托始于商者，以《商頌》存于後世，商末詩歌猶可見其一面，至于前此而往，自黃帝至于夏年，以理推之，不可謂無文學，然其文學既不傳于後世，斷不可取半信半疑之短歌以證其文學，惟有置之。編文學史而托始黃唐虞夏，泰甚之舉也。
西周文學大盛矣：韻文則有“詩”，無韻文則有“史”有“禮”。從文學之真義，“禮”不能屍文學之名：然舍“禮”而僅論雅頌豳風二南，其文學固可觀也。東周可謂中文學最自由發達之時代。約而論之，可分六派。一曰“詩人”之文學邶以下之風，（除豳）與所謂“變雅”者是。二曰“史家”之文學，《語》（《左傳》在內）《戰策》《吳越春秋》《越絕書》是。（此數種未必盡真。）三曰“子家”之文學，孔子之《易系》，子思之《中庸》，《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之類是。四曰“賦”之文學，荀卿之“賦”是。（荀“賦”之，必當時有之，作者諒不僅荀子一人，特傳後者，惟荀子耳。）五曰“楚辭”之文學，屈平宋玉景差所爲者是。六曰歌謠之文學，散見之歌謠是。凡此諸派，各不相同，然有普遍之精神，則自由發展，有創造之能力，不遵一格是也。故以文情而論，同在一時，而異其恉趣；以形式而論，師弟之間而變其名稱。（屈辭宋賦各不同。）今試執此時所出産之文學互比較之，有二家相同者乎？無有也。是真可謂中文學最自由之時代矣。降至漢朝，此風頓熄。夫知東周之政治思想，不與秦漢侔，則知東周文學不可與秦漢合也。
自秦至于“初唐”爲中骈俪文學曆層演化之期。此時期間，文學之推移，恒遵此一定趨向，不入他軌。若前期之自由發展，不守一線者，概乎未之聞焉。秦代文學特出者，李斯一人耳。此人之推翻東周文學，猶其推翻東周政治與思想也。李斯之文今存者，當以諸刻石與《谏逐客書》爲代表。刻石之文，一變前人風氣；誠如李申耆所雲，“亦焚詩書之故智。”其赫赫之情，與其四字成章之，後世骈文之初祖，“廟堂製作”之所由防也。《谏逐客書》一文，多鋪張，善偶語，直類東漢之文矣。西漢司馬相如揚雄之賦，用古典，好堆砌；故雖非骈文，而爲後世骈文樹之風聲。（漢賦乃楚辭之變，文差近，故分文學時代者，每合楚漢爲言。其實楚辭漢賦，貌同心異，論其質素，絕不侔也。）至于東漢魏晉之世，竟漸成對偶鋪排之。宋齊而降，規律益嚴。至于陳周之徐庚，“初唐”之王楊，骈大成矣。此將千年間，直可謂風氣一貫。自李斯始，俪逐漸發達，經若幹階級，直至文成骈，詩成律，然後止焉。此時期中，豈少不遵此軌者。若漢之賈誼，猶存楚風，枚乘五言，不同詞賦，王充好以白話人文，陶不用時人之。然皆自成風氣，爲其獨至。或托非當時士大夫所用之裁，（如枚乘五言之，在當時不過裏巷用之，士人不爲，東漢以後，士人始漸作五言耳。）或文詞不見重于當代，（如王充。）或僅持前代將沫之風，（如賈誼之賦。）或遠違時人所崇，（如陶是。當時時尚之五言詩乃顔謝一派，而非陶也。）皆不能風被一世。其風被一世者，皆促骈文之進化者也。平情論之，中語言爲單音，發生骈文律詩之，所不能免也。然以骈文之發達，竟使真文學不能出現，此俳優偈咒之僞文學，乃充滿世間，誠可惜耳。此時期中，惟有五言詩雜詩爲真有價值之文學。然五言至于潘陸中病已深；齊梁以後，成爲律，更不足道焉。
骈文演進，造于極端，于是有革命之反響。此革命者，未嘗明言革命，皆托詞曰複古。雖然，複古其始也。自創其繼也；複古托詞也；自創事實也。貴古賤今，中人之通
。不曰複古，無以信當世之人。然其所複之古，乃其一己之古，而非古人之古。此種革命之動機，醞釀于隋唐之際，成功于“盛唐”之時。隋炀唐太，皆有變古之才。至于“盛唐”，詩之新大盛；至于“中唐”，文之新大盛；六朝風氣漸歇矣。以文言，唐代新有數種：七言詩，（六朝人固有七言，如鮑照之倫，然不過用于歌曲，偶一爲之，未能成正。）詞，新小說等是。世謂開元元和之世，詩多創格，不爲虛語。以文情論，六朝華貴之習漸堙，唐代文學，漸有平民氣味，即是以觀，不謂唐文學對于六朝爲新文學不可也。宋元文學又多新製。要之，此時期中，可謂數種新文學發展期。其與第二期絕不同者，彼就骈文之演進，一線而行；此則不拘一格，各創新，亦稍能自由者也。又此期之新文學，可分二類。甲爲不通俗的新文學；若杜子美白香山之詩，韓退之柳子厚之文，以至宋人之散文七言詩等是。此種文，含複古之質。乙爲通俗之新文學。如白話小說詞曲劇等是。此種文，唐代露其端，宋元成其風氣。以文學正義而論，此最可寶貴者也。乃二種新文學演化之結果，甲種據骈文專製之地位，囊括一世，乙種竟不齒于文學之列。尋其所由，蓋緣爲乙種新文學者，不能自固其義，每借骈文律詩之惡習以自重；因而其不專，其旨不能深造，其價值不能昭著。且中之暗亂政治，惟有骈文可以與之合拍；固不容真有價值之通俗文學，盡量發達也。
詞曲之風，明初猶盛，故明之前葉，宜歸于第三期。然自弘治嘉靖而後，所謂“前後七子”者出，倡複古之論。于是文複古，詩亦複古，詞亦複古。戲曲無古可複，則捐棄不道；道之者則變自然之，刻意賣弄筆墨；是直不啻戲劇之自殺。其後則有經學之複古，今文學之複古。自明中葉至于今茲，皆在複古期中。經學今文學之複古，有益于學問界者甚大。蓋前者可使學人思想近于科學（漢學家），後者可爲未來之新思想作之前驅（今文學派）。獨文學之複古，流弊無窮。故中人之“李奈桑斯”，利誠有之，害亦不少也。條舉其弊，則文學之美惡，無自定之標准，但依古人以爲斷；于是是非之問題，變爲古不古之問題。既與古人求其合，必與今人成其分離。文學與人生不免有離婚之情，而中文學遂成爲不近人情，不合人之僞文學（inhumanliterature）。質言之，此時期中最著之文學家，下之僅是隸胥，上之亦不過書蠹。雖卓異之才，如毛奇齡恽敬龔自珍者亦徒爲風氣所囿，不能至真文學之境界，不得不出于怪誕。固亦有不隨時流，自鑄偉辭，若曹雪芹、吳敏軒者；然不過獨善其文，未能革此複古之風氣也。
中文學史既分爲如是四期；今再爲每期定一專名，以形容之。
第一期，上古。“文學自由發展期。”
第二期，中古。“骈俪文演進期。”
第三期，近古。“新文學代興期。”
第四期，近代。“文學複古期。”
今中之新文學已露萌芽，將來作文學史者如何斷代，未可逆料，要視主持新文學者魄力如何耳。
——選自《新
》第一卷第一號（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人生問題發端》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譯書感言”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