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二三點鍾，哈爾濱至上海的一趟火車進站。一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被人流裹著，步子虛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熱，三十四五度左右。這年輕人穿件卡叽布的、舊的、在洗染店染過的、黑
而又變灰了的學生製服。一條嶄新的、褲線筆直的“的卡”褲子，藍的，太長，折起一寸有余。一雙半新的網球鞋。頭戴一頂嶄新單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網兜，裏面兜著一個新臉盆、牙具什麼的。
他避開人流，有些發懵，不知該往哪去。
他像東北農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書一類。更具
說，像《豔陽天》中的“馬立本”。連“馬立本”那點土潇灑也沒有，模樣遲鈍。
雖然“文革”時期，講究穿著的上海人還是比全
其他大城市的人們明顯地穿得雅致。
他很有些自慚其美“土”。
他從來也沒有見過滿大街的女人盡數躶胳膊躶
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應朝什麼地方看才算個正經的年輕人。
從他眼面前走過的女人們，卻並不注意他。偶有一兩個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覺得他有些“憨大”。
他便更自慚，更害羞。
沒有一個男人像他似的頭上戴著頂嶄新的單帽。撐帽紙板還保留在帽子裏，未丟掉是爲了帽臉兒顯得更陡，給自己增添點精神。
他不由得將帽子摘了下來，塞進手提兜裏。可是想到自己一個多月前剃禿頭，頭發生出還不足半寸，一定更傻裏傻氣，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撐帽紙板折壞了，只好扔了。單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麼像樣。有幾分沮喪。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輕人們知道我隨身帶著一份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入學通知書，他們肯定會非常羨慕甚至可能嫉妒我這個“東北土老帽”的。那年頭“工農兵學員”正吃香，複旦又是內名牌大學。我家祖墳大冒紅煙紫氣！我向一個清掃工問去複旦怎樣乘車。
他上下打量我一陣，反問：“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我不無自豪地點頭。
又問：“從哪兒來？”
我回答：“北大荒。”
再問：“北大荒當地人？”
答：“哈爾濱知青。”
他說：“我女兒也在北大荒，一師三團。”
我說：“我在二團。”
他詢問兵團知青的近況。我很樂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種種問題。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話早已聽慣。他對我頗産生了一點好感，末了說：“複旦大學的接站車停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我帶你去。”……我能進入複旦，自己完全沒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從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總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們一師二團。我是到兵團總部去參加文學創作學習班的。我是團宣傳
報道員，兵團業余文學創作員。
回到團部剛幾天，政治部主任帶我到木材加工廠“蹲點”，總結“政治思想工作”經驗。木材加工廠是團後勤
直屬連隊，在團部附近，離團機關區只五六分鍾的路。木材加工廠有一個鶴崗知識青年，擡大木時摔斷了，被送到師部醫院住院。好後，他從醫院給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要求回鶴崗市探一次家。連隊領導沒批准。他私自回到了鶴崗。他的母
給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質問的話：“我的兒子千裏迢迢去到邊疆，在勞動中摔斷了，我自己也在生病，難道你們當連隊領導的，竟沒有批准我兒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嗎？”可想而知，這封信使連隊領導惱怒到什麼程度。他一個星期後回到連隊的當天，團支部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並討論對他的分。“討論”不過是一種形式，分已在他回到連隊之前就確定了——開除團籍。
我以團政治部工作組成員之一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基層連隊的團組織特殊會議。會前我了解到，連隊領導已找過一些團員骨幹個別談話，“指示”他們在討論分時起到“應起的作用”。團支部書記、一位哈爾濱姑娘，對連長和指導員的“指示”當然心領神會，毫無疑義，“堅決照辦”的了。這種做法，本應被列爲破壞團組織原則的做法。甚至可以說是“小動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對每個團員意志施加的壓力。更不利于一個基層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個鶴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複承認錯誤，作了檢討之後，在經過一陣沈默之後，在由團支部書記宣布給予他開除團籍的組織分之後，在那幾個連長、指導員找他們個別談過話的團員骨幹同時舉起手之後，在其他團員們十分猶豫的時候，我忍耐不住了，開口發言了。我的
格不允許我在那一時刻保持沈默。而當我對什麼事情不贊同的時候，我的言詞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當時說了些什麼，無須贅述。總之，團支部書記兼副指導員顯得非常尴尬和難堪，幾乎是憤憤然地吩咐一個團員：“去把連長和指導員找來！”
連長來了。指導員也來了。兩位連隊領導的“坐陣”局面，使氣氛格外嚴峻。這種嚴峻的氣氛，將我推到了被迫“迎戰”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這種地位，哪怕是一個沈著練達的人，有時也會變得一反常態，激昂慷慨起來的。我天生永遠不可能成爲一個沈著練達的人。我的氣質中有種易于沖動、易于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沖動起來，豈止“激昂慷慨”而已，簡直可以說“目中無人”，“氣沖霄漢”！尤其當我深信正義是在我一方時，我是頗有點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當時又說了些什麼，連我自己如今也記不清了。有一點卻記得很清楚，連長沒坐多一會兒，就一言未發，面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導員比連長涵養好，默默地吸了兩支煙，也站起身走了。他雖然表面上不動聲，但離開前狠狠踩滅煙蒂的動作，也夠令人“觸目驚心”的。如果不是因爲我的工作組成員的身份，他當時絕不會表現得那麼有涵養。團支部書記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對她說：“團組織會還沒開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淚汪汪的，幾乎快哭了。
多數團員知青，對于出現了這樣一種他們萬萬料想不到的、“劍拔弩張”的局面，既感到震驚，也暗暗感到欽佩。我無形中成了代表他們被壓製的意見的人。他們主張繼續表決。表決的結果——給那個鶴崗知青警告分。這等于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
剖析起來，我的“仗義執言”，倒並非主要是受所謂“正義感”的驅使。還有更爲主要的，當時連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識到的心理因素起強烈作用。這種心理，就是身爲一個知識青年，經常受到種種抑製的不正當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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