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出版社要求我寫一篇簡短的跋，提出的問題是我是否仍然認爲1969年我最初寫這本書時所說過的，我是我曾見過的最幸福的哲學家。
這個問題涉及我的樂觀主義，涉及我的信念：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美妙的世界裏。我的這一信念惟有變得更爲強烈。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社會有許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認爲它是存在過的最佳社會。許多錯誤是由于占統治地位的宗教造成的。我的意思是，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認爲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是一種地獄。知識分子，尤其是從事教育和新聞媒
工作的知識分子，傳播著這種宗教。在命運不濟與前途渺茫之間存在著競爭。人們對西方社會的譴責越激進，人們被聽到的機會（以及也許人們在這個社會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就越大。
與認爲西方自由民主厄運當頭的這種宣傳攜手並進的是，許多知識分子認爲曆史決定論是科學，由于科學的預見力我們能夠“知道”曆史決定論的“信條”最終將會勝利。勝利的不可避免隱含著西方應該投降，而不是試圖——當然徒勞地！——用軍事力量抵抗這種勝利不可抗拒的傳播。因此，正是西方要單獨對原子戰爭負責。這樣，人們將西方視爲威脅世界的可怕怪物，愚蠢地試圖阻擋曆史決定論的地上天堂的到來。
知識分子當然是在進步，但進步不容易實現，而且進步論是危險的，因爲它容易導致錯誤的決定。通過將曆史決定論變成進步的綱領，然而，發現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被反駁了，知識分子甚至會變得更爲激進。因爲他們發現他們能夠堅持他們的曆史決定論信條，如果他們將曆史決定論的不成功歸罪于“資本主義”（即非曆史決定論）的抗拒。（例如，許多人認爲正是這種抗拒迫使蘇聯花費那麼多的資源于軍備。）
曆史決定論的烏托邦和烏托邦激進主義的夢想以及對西方的仇恨已經導致對暴力的支持，並斷言西方的自由現在與産業主義相聯系。這是一種隱蔽形式的極權主義，因而甚至比公開形式的極權主義更壞。這是我1919年第一次遭遇的西方共産主義者特有的現代形式的政治學說：“事情越糟，（對共産主義的機會）就越好”這樣的政策。
我認爲我們能夠向俄
人學習的惟一事情是：他們告訴他們的人民，他們正生活在從來沒有那麼好的社會裏。
任何打算將我們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與其他社會裏的生活認真比較一下就會不得不同意：在歐洲和北美，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我們的社會是人類曆史進程中曾經存在過的最佳和最公正的社會。不僅嚴重缺乏食物和住房的人很少，而且年輕人有無限多的機會來選擇他們的未來。對那些願意學習的人，對那些願意以多種方式過得快樂的人，有許多的機會。但是，也許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要聽取明智的批評，如果提出的建議是爲了改進我們的社會，我們肯定會高興。因爲我們的社會不僅改革開放，並且渴望改革自身。
盡管如此，宣傳我們生活在醜惡世界中的神話將會繼續下去。
睜開你們的眼睛，看看這個世界是多麼美麗，我們那些繼續活著的人是多麼幸運！
198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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