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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方法論》前言

經濟類作品

  人們使用“……的方法論”這個措詞往往是極爲含糊的。

  方法論這個術語有時是用來指一門學科的技術步驟,這就完全成爲方法的同義詞。然而,這個術語更經常地是用來指對論證一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本書所關心的正是該術語的這個更廣的含義。爲了避免誤解,我給本書加了“經濟學家的解釋”這個副標題,提醒人們幹脆把“經濟學的方法論”理解爲經濟學所運用的科學哲學。

  如果有誰問經濟學家是如何解釋他們所關心的現象的,那麼事實上他就是問在什麼意義上經濟學可以算做一門科學。用一個傑出的現代科學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一旦出現解釋必須系統化和由事實證據來支配,科學就産生了;在解釋xing原理的基礎上對知識進行組織和分類正是各門科學的有區別的目標”(尼格爾,1961年,第4頁)。毫無疑問,經濟學提供了很多“解釋必須系統化和由事實證據來支配”的例子,因此用不著lang費時間爲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斷言辯解。然而經濟學又是一門獨特的科學,不用說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動、從而要用人的行爲的原因和動機來解釋“事情的原由”,這和物理學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關于人的活動的嚴格的、演繹的理論而和社會學、政治學這樣的科學不同,因爲在其他的人類活動學裏而是缺少嚴格的、演繹的理論的。簡而言之,經濟學家的解釋是科學解釋大類裏的一個特別的種,因此這種解釋也就呈現出某些疑難的特征。

  那麼,經濟解釋的本質是什麼呢?在這種解釋的明確的理論範圍裏面,這些理論的結構,特別是經濟理論的假設和預言xing的結論之間的關系是什麼呢?如果經濟學家期求于用事實的證據來證實他們的理論,那麼那些證據將僅僅是對于理論的預言xing的結論或者僅僅是對于理論的假設是貼切的,還是對于兩者都是貼切的呢?此外,對于經濟學家來說,什麼才能算是事實的證據呢?聲稱解釋是的經濟理論又是怎樣以幾乎同一的形式來論證應該是的呢?換言之,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之間的確切的關系是什麼呢,或者以更過時的語言,作爲科學的經濟學和作爲藝術的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確切關系是什麼呢?這些就是本書中將吸引我們的問題。

  自從拿騒·威廉·思諾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個時代以來,經濟學家就一直關心上述問題。我們還要通過回顧這些19世紀的經濟學作家來看看當經濟學家們從事經濟學研究時,他們對自己的作法的思考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以便對這些問題有更多的了解。到了1891年,約翰·納維利·凱恩斯在他的那本理所當然是名著的《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和方法》裏盡力總結了整整一代經濟學家的方法論思想,這本著作可以被視爲經濟方法論史上的某種典範。在20世紀,裏昂納爾·羅賓斯在《經濟科學的本質和意義》(1932),以及隨後幾年托倫斯·哈奇森在《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主張》(1938)這本廣被閱讀的、論點與前者針鋒相對的著作裏,也對經濟學家的方法論做了類似的總結。在更近的幾年,密爾頓·弗裏德曼、保羅·薩謬爾森、弗裏茨·馬克盧普和路德維格·馮·米塞斯都對經濟學方法論發表了重要的意見。總之,經濟學家早就認識到需要維護論證他們的學科的“正確”原則。雖然現實的實踐和這種說教也許沒有多大關系,但是對于經濟學本身來說這種說教是值得考慮的。這就是本書第二部分的任務。本書的第一部分是獨立的,簡要地介紹了現在流行的科學哲學思想,對這些思想做了一些區別,在本書的其余部分都要用到這些區別(見書後的專業術語表)。

  在書的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考察了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第五章就轉入福利經濟學的邏輯地位這個麻煩的問題。

  在對經濟學方法論中的顯著問題有了多少是全面的看法之後,第五章的末尾就准備把我們已經取得的結論運用于一些主要的經濟爭論。爲此,書的第三部分就提供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這種研究並不是爲了平息在經濟學家之間今天還不能取得統一意見的本質問題,而是爲了證明經濟學中的每個爭論是怎樣牽涉到經濟方法論問題的。本書第四部分的最後一章把所有的問題彙總起來,企圖取得某種最後的結論;這也許是本書中最具有個人見解的一章。

  在經濟方法論方面,過多的作家把他們的作用看作只不過是把經濟學家爭論的傳統方式合理化,這也許是普通的現代經濟學家對于方法論的探討沒有多大用chu的原因。完全坦率地說,在訓練現代經濟學家方面,經濟方法論沒占什麼地位。這一切也許正在改變。在對他們的學科的科學地位自我滿足了多年之後,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自問他們究竟在做些什麼這樣的更深刻的問題。無論如何,懷疑經濟學所建立的大廈裏面並非一切都很好的人數不斷增長。我的目的並不是要指教他們成爲更好的經濟學家,但我又並不想僅僅描述經濟學家做了些什麼而沒有從中提取客觀教訓;在某種程度上,即使是最沒有偏見的旁觀者也希望充當仲裁者的角se

  就象許多其他的經濟學家一樣,我也有《經濟學出了什麼問題?》這樣的觀點。這是引用本傑明·沃德的書名,但是我的怨言主要不是針對現代經濟學的內容,而是針對經濟學家論證他們的理論的方式。我認爲標准的經濟方法論並沒有多大的錯誤,幾乎每本經濟理論教科書的第一章都主張這種方法論;錯誤是在于,經濟學家並沒有按他們所說教的那樣去做。

  當拉奧特斯告訴奧菲麗娅不要向哈姆雷特的進攻投降時,奧菲麗娅回答說:“不要象一些粗野的牧師那樣去做,請給我指出通向天堂的荊棘叢生的險峻小路,我將象一個喘著氣的貧乏的lang子,自己踩著享樂之路混年渡日。”我相信,20世紀的經濟學家很象那些“粗野的牧師”。我將讓我的讀者來裁決在這本書裏我是否證明了我有理。但是不管怎麼樣,論證我的理由是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

  本書主要是給學經濟學的大學生寫的。他們學了一些基本的經濟學,但是至少感到難以對不同的經濟理論進行選擇。

  我敢說,這種選擇是職業經濟學家在方法論問題方面的正在增長的興趣,因此甚至我的一些同行也會發覺本書是有趣的。

  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生——學社會學的、學人類學的、學政治學的和學曆史學的——傾向于既妒忌經濟學家所表現出的科學精密xing,又看不起他們作爲政府的仆從。他們可能發現這本書並不是那種妒忌的解毒葯,因爲書中經常提醒人們由經濟學以及經常由經濟學所確定的政策製定所帶來的益chu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太長了。第一章是在意大利比拉吉歐的維拉·沙貝羅尼起草的,我在那裏度過了1976年的11月份,這要感謝洛克菲洛基金會的慷慨。在我離開了比拉吉歐研究與討論會中心的質樸宜人的環境以後,教學和其他的研究義務使我在整個1976至1977學術年度都不能回到寫手稿工作上來,即使是那樣,我還是花了整個1978年度來完成這部手稿。我收到了庫爾特·克拉普爾茨和泰諾斯·斯庫拉斯對我第一部草稿的寶貴的評論,那是莫大的安慰。加之,魯恩·陶絲讀了全部手稿,消除了我的如果說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語法過失。由于她這不計得失的幫助,我欠下了對她的一筆感謝之債,這筆債只能留待他日以同樣的方式來報償。

  馬克·布勞格

  1980年8月于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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