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經濟學原理第一章 緒論上一小節]有財産與各種形式的私人權利也都不會存在了。人們只會想到他們的義務，沒有人會希望比他的鄰人享受較大的生活上的舒適和奢侈。強大的生産者能夠易于忍受一點困難，因此他們就會希望他們較爲弱小的鄰人，雖生産較少而消費較多。他們以這樣想法爲樂事，就會以他們所有的一切精力、創造力和熱烈的進取心，爲公共利益而工作；人類在與自然界的鬥爭中就會無往不利了。這就是詩人和夢想家所想像的黃金時代了。但是，在負責任地
理事務時，忽視仍然附于人類本
上的種種缺點，實屬愚蠢之至。
一般的曆史，尤其是社會主義冒險事業的曆史，表明普通的人不能接連長時間地實行純粹的和理想的利人主義；只有當少數笃信宗教的人的有力的熱誠，使得物質上的關心與崇高的信仰相比變爲無足輕重時，才有例外。
無疑的，即使現在，人們也能作出利人的貢獻，比他們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經濟學家的最高目標就是要發現，這種潛在的社會資産如何才能最快地得到發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但是，他決不應不加分析地對一般競爭加以诋毀：他對競爭的任何特殊表現必須保持中立態度，直到他相信人類本確是現在這樣，遏製競爭比競爭本身決不會發生更爲反社會的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競爭”這個名詞用來說明近代産業生活的特征是不甚恰當的。我們需要這樣一個名詞，它不含有任何好的還是壞的道德品質的意味，而只是說明這樣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近代企業和産業的特征是較能自力更生的習慣、較有遠見和較爲審慎和自由的選擇。沒有一個名詞能適合于這個目的：但“産業與企業的自由”，或簡言之，“經濟自由”，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在沒有較好的名詞之前，它是可以被采用的。當然，當合作或聯合似乎是達到一定的目的之最好的途徑時，這種審慎和自由的選擇也許會導致與個人自由的某種背道而馳。至于這些審慎的聯合形式會破壞個人自由到怎樣程度——它們也是起源于這種自由的，以及會有助于公共福利到怎樣程度的問題，已在本書的範圍之外了。
第五節 關于這些特征和經濟學發展的概述，已從本篇移至附錄一和附錄二。
在本書的前幾版中，這一章緒論之後還有兩篇短文：一篇是關于自由企業的發展，以及一般地說明經濟自由的發展的，另一起是關于經濟學的發展。它們雖然經過緊縮，也不足稱爲有系統的曆史；它們只想說明經濟結構與經濟思想發展到現在地位的過程中某些重大事件而已。現在這兩篇短文已被移到本書末的第一和第二附錄中去了，一部分因爲它們的全部意義要到對經濟學的主題有了相當認識之後才能徹底明了；一部分因爲自從它們最初寫成後的二十年來，對于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應占的地位，公衆的意見已經大有發展了。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需要強調這樣的說法：現代經濟問題的主題，有許多是取自近日的技術和社會的變化，這些問題的形式和緊要無一不與大多數人的有效的經濟自由有關。
許多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與他們家奴的關系是真誠的和合于人道的。但是，即在阿迪卡，大多數居民的物質和精神的福利，並不被看作是市民的主要目的。生活的理想雖然高尚，但只與少數人有關：價值學說在近代是極其複雜的，那時這種學說也能想得出來，像現在所能想出來的一樣，只要當時一切手工的工作差不多都能爲自動的機器所代替就行了，這種機器只需要使用一定數量的蒸汽力和原料，而與一種美滿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是無關的。近代經濟學的許多內容，在中世紀的城市裏或許的確已被預先見到，在那裏，一種聰明和敢爲的精神首先與堅忍的勤勞結合起來。但是，中世紀的城市卻不能安靜地創立它們的事業；世界必須等待新的經濟紀元的到來，直到全
人民都准備接受經濟自由的考驗。
尤其英是逐漸准備做好這一工作的；但是，將近十八世紀之末，向來是緩慢和漸進的變化突然變爲迅速和強烈了。
機械的發明、工業的集中，以及爲遠地市場大規模生産的製度，打破了舊的工業傳統，使每個人能盡量自由地論價；同時，它們促進了人口的增加，但在工廠和作坊裏的僅可立足之地以外，並沒有爲增加的人口准備安身之。這樣，自由競爭，或不如說是工業和企業的自由，便如巨大不馴的怪物，橫行無忌了。那些能幹而沒有受過教育的商人，濫用他們的新力量，引起了各方面的罪惡；它使母
們擔任對她們不適合的職務。它加重了孩子們的過度工作和疾病，而且在許多地方使民族墮落了。同時，救貧法（poorlaw）的善意的草率比工業紀律的殘忍的草率，甚至更足以降低英人的道德和身
的力量：因爲救貧法剝奪了人們的使他們能適合事物的新秩序的那些能力，它便增加了因自由企業的到來所造成的害，並減少了它所造成的好。
但是，當自由企業表現爲一種反常地冷酷的形式的時候，卻正是經濟學家們對它最加頌揚的時候。這是一部分因爲他們清楚地看到了——而我們這一代卻大都忘記了，已爲自由企業所代替的風俗和嚴厲法令的束縛的那種殘酷；一部分因爲當時英人的一般傾向，都認爲除了喪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價享有一切自由——政治的和社會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一部分也因爲自由企業給予英的生産力量，是它抵抗拿破侖獲得勝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經濟學家們的確不是將自由企業當作是一件純粹的好事，而只認爲比當時所能實行的限製較少流弊而已。
自由企業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紀的商人所首倡的，十八世紀後半期的英法哲學家繼續加以發揚，李嘉圖及其追隨者，便依據這種思想發展成爲一種自由企業的作用的理論（或如他們自己所說，自由競爭的理論），這種理論包含許多真理，其重要或將永存于世。他們的著作在它所涉及的狹隘範圍內是極其完美的。但它的精華大部分包括關于地租和谷物價值的問題——當時英的命運似乎正有賴于這些問題的解決；
但李嘉圖以特殊方式所解決的其中許多問題，對于現在的情況並沒有什麼直接關系。
在他們其余的著作中，有許多因過于注意當時英的特殊情況，而變爲範圍狹窄了；這種狹窄已經引起了一種反應。所以，現在當較多的經驗、較多的空閑和較大的物質資源，已使我們能夠對自由企業稍加控製，並能減少它的爲害的力量和增大它的爲善的力量的時候，在許多經濟學家之中，反産生了一種對它的厭惡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歡誇大它的害，並將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歸之于它，其實，愚昧和痛苦是已往年代暴政和壓迫的結果，或是對經濟自由的誤解和誤用的結果。
大多數經濟學家是居于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他們在許多不同的家裏同時進行研究，他們對他們的研究抱著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願望，甘願經曆長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有價值的科學結果。意志、情、訓練和機會的不同，使他們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並使他們對于問題各部分的著重點也各不相同。他們都或多或少要收集和整理關于過去和現在的事實以及統計數字；他們都要根據手中的事實或多或少地進行分析和推論：不過有些人對前一工作較有興趣，有些人覺得後一工作較有吸引力。然而，這樣的分工在目的上並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他們的工作都豐富了那種使我們能夠了解謀生之道和生計的質對于人類生活的特和旨趣發生種種影響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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