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商業現象的鄙視
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
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要想理解這種現象，我們得步入這些相對合理的領域背後，看看一些更古老甚至更隱秘的東西：社會主義者在討論——或原始人遇到——商業活動。貿易和金融製度時，産生的一些特別強烈的態度和情緒。
如我們所知，貿易和商業對保密往往有重要的依賴，一如它依賴專業化或個人知識，金融製度就更是如此。例如在商業活動中，除了個人有時間精力上的風險外，特殊的信息使個人能夠對他們在具
投資中的機會和競爭優勢做出判斷。只有當取得特定環境的知識使人得到的優勢，足以抵消爲此而付出的代價時，人們才值得追求這種知識。假如每個商人必須把如何以及在什麼地方能夠獲得更好或更便宜的貨物公之于衆，使他的競爭者立刻就能效仿他，那麼他幾乎一點也不值得做這種事情——不可能出現由貿易而增加的利潤。再者，大量有關具環境的知識是說不清楚的，也是很難說清楚的（例如一位企業家對某種産品可能成功的預感），因此除了動機的考慮外，也不可能把它“公之于衆”。
根據並非人人都已知道並提前做了充分說明的信息——即恩斯特·馬赫所謂“可觀察的和確鑿的信息”——采取行動，當然違反了前面討論過的理主義要求。此外，不確鑿的事情，往往也是不可信甚至可怕的事情。[順便說一句，不只是社會主義者懼怕——也許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貿易的環境和條件。伯納德·曼德維爾說，“想想在異邦經曆的艱辛和不測，想想我們得越過的浩瀚大海，我們需要忍受的不同氣候，我們必須屈尊求助的各個民族，這種極可怕的前景”，讓他也“不寒而栗”（1715／1924：i，356）。意識到我們得嚴重依賴我們無法了解或控製的人類努力，不管對于從事還是回避這種事的人，當然都是令人沮喪的。]
自遠古以來，在世界許多地方，這種擔心和懼怕就使普通民衆像社會主義者一樣，認爲貿易本身不僅和物質生産判然有別，不僅混亂而多余，不僅是一種方法上的錯誤，並且是令人生疑的、低俗的、不誠實的和可恥的。縱觀曆史，“生意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視和道德詛咒的對象。……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生意人的行爲違背了存在于原始群中的互助模式”（麥尼內爾，1981：35）。我記得艾裏克·霍弗說過：“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曆史一樣古老。”
這種態度有諸多原因，也有許多表現形式。在早年的日子裏，經常把商人拒之于社群中的其他人之外。遭此待遇者不限于他們。甚至一些手藝人，尤其是鐵匠，被種田人和牧民懷疑爲巫師，經常讓他們遠離村落。的確，不正是這些掌握“魔法”的工匠改變了原料的形狀麼？買賣人和商人的作爲更是遠甚于此，他們加入了一個完全
在一般人感覺和理解範圍之外的網絡。他們從事著改變貨物價值這種無形轉化的勾當。東西的數量沒變，它滿足人們需求的能力怎麼就變了呢？買賣人或商人，即那些似乎造成這種變化的人，是在看得見的、公認的、人們所理解的日常秩序之外，結果被排斥在既定的尊貴等級製度之外。因此，甚至像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這樣的人，一個多虧了貿易才取得領先地位的城市中的公民，也瞧不起生意人。後來，在封建狀態下，商業活動繼續被視爲低人一等，因爲至少在少數小城鎮之外，當時的生意人和手藝人的生命和貨物的安全，要依靠那些手握寶劍的人以及受到他們保護的道路。貿易只有在以軍事爲業的階層的保護下才能發展，他們的本錢是強悍的魄，所要求的回報是養尊優的生活。這種態度，甚至在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時，仍然會在維持封建製度的任何地方徘徊不去，即使是自治城市中富裕的資産階級或貿易中心，也不願反對這種態度。于是，甚至到了上個世紀末，我們聽說日本的“造幣者仍然是個不可接觸的階層”。
想到商業活動經常籠罩在神秘氣氛中，對生意人的鄙視就更容易理解了。“生意上的秘密”意味著有些人是從別人沒有的知識中獲利，這種知識往往同異邦的——甚至可能是令人憎惡的——習俗以及不爲人知的
度，即神話故事和謠傳中的度有關，這就使它更形神秘。“ex nihilo nihil fit”（拉丁語：“無中不能生有”）或許已不再是科學用語（見波普爾，1977／1984；以及巴特利，1978：675－76），但是它仍能主宰常識。看上去沒從事任何物質創造，只是把已經存在的東西倒騰一下，便“無中生有”地增加了現有財富，這樣的活動，散發著一
子妖邪之氣。
物質努力、力活動以及“額頭上的汗
”，在強化這種偏見上想必也起到了被人忽視的影響。強健的魄，常用的日常工具和武器，既看得見又摸得著，甚至對于自己沒有這些東西的人，也沒有任何“神秘”可言。力的付出和這方面的能力，其本身就值得贊揚和尊重——這種信念幾乎不必等到封建時代的來臨。它是小群遺傳本能的一部分，並且一直保留在農場主、莊稼人、牧民、武士甚至小房主和手藝人中間。人們能夠看到農夫或手藝人如何增加了有用物品的總數——並且根據看得見的原因解釋了財富和權力的差別。
因此，力上的競爭很早就已出現並受到人們的贊賞，原始人在爭奪頭領的地位和技能比賽時（見補論e），便逐漸熟悉了檢驗外在力優劣的各種方式。但是隨著知識，另一些參與者不具備、而且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也不可能具備的知識——它不是“公開的”或看得見的——成爲一個競爭因素，于是，熟悉的因素和公平意識消失了。這種競爭威脅著休戚與共的狀態和對共同目標的追求。當然，從擴展秩序的角度看，這種反應表現得十分自私，或者說是一種形式奇特的小群自私行爲，它讓群的休戚與共壓倒了個人幸福。
這種情感在19世紀依然十分強烈。因此，當托馬斯·卡萊爾這位對上個世紀的文人影響甚大的作家發誓說“只有勞動是高貴的”（1909：160）時，他顯然指的是力勞動，甚至是重力勞動。他和卡爾·馬克思一樣，認爲勞動才是財富的真正來源。這種特殊的情感如今可能正在衰退。我們出于本能，仍然很看重人類強健的魄，但是它和生産力之間的關系在人類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已經變小了，如今在這裏表現出的能力，常常不再是指力，而是指法律上的權利。……
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第六章 貿易和貨幣的神奇世界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