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該法律事務所後不久,曾辦過一個車禍的案子。事故地點在斯通縣境內的49號公路,靠近威金斯。我們的委托人沿公路朝北行駛時,剛好一輛平板卡車從縣級公路開出來,與他們的汽車對撞。事故是嚴重的。他們一家三口,丈夫當場喪命,妻子受了重傷,坐在後面的孩子也斷了。那輛平板卡車隸矚一家造紙公司,在保險公司投了重保,所以這個案子是有潛力的。該法律事務所把它交給了我。由于我新來乍到,幹得很賣力。顯然.事故責任在那輛平板卡車,但是它的司機沒有受傷,聲稱我們委托人的汽車超速。于是當時的實際車速是多少,就成了辦案的關鍵。我方事故分析專家認爲是每小時60英裏。這個速度不能說是太快的。49號公路限定時速在55英裏之內,但實際上每個人行車都至少超過60英裏。
當時我的委托人是去傑克遜走訪友,用不著那麼匆忙。
“而那輛平板卡車投保的保險公司所雇請的事故分析人認爲,當時的實際車速是每小時75英裏。
這種分析當然對我們極爲不利。任何陪審團都會對超過規定車速20英裏皺眉頭的。我們找到了現場第二個或第三個目擊者作證人。他是個老頭,名叫克洛維斯·古德曼,一只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只眼睛怎麼樣?”桑迪間。
“還能看東西,但視力多少受影響。他依然在開車。那天他駕駛著1968年出廠的雪佛蘭牌輕型貨車在公路上行進時,我們委托人的汽車從旁邊超了車。
然後,等他翻過下一個坡,正好看見事故發生。克洛維斯是個心腸很軟的老頭。他一人獨居,屬多年沒有來往。這場可怕的事故令他大爲震驚。他想幫助受害者,後來見
不上手,就離開了。回家後他未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他心裏一直是忐忑不安。後來他告訴我,整整一星期他沒睡好覺。
“當時,我們聽說後面又來了幾輛車,其中一位車主還錄下了事故現常救護車、警車、消防車都來了。交通堵塞,車輛排成了長龍。人們感到厭煩。嘿,這一切全錄了下來。于是我們借來了錄像帶。一位律師助理反複觀看,記下了畫面上所有的汽車牌照號碼。然後他據此找到車主,看其中有無證人。正是這樣,我們找到了克洛維斯。他說,事實上他目擊了車禍發生,但是一談就惡心。我問能不能去他家拜訪,他說可以。
“克洛維斯住在威金斯郊區一幢很小的木板房裏,這幢房子是戰前他和妻子蓋起來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這樣。那是個不爭氣的兒子。他有兩個孫輩。一個住在加州,另一個住在哈蒂斯堡附近。兩人都和他很久沒有見面。這些情況我是在和他的閑談中獲知的。克洛維斯是個孤寡老頭,開始免不了要發幾句牢騒,好像他不相信律師,不願費時間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時候,他就給我燒
沖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們坐在他家陽臺的搖椅上,天南海北地亂扯,就是不談那場車禍。幸虧那天是星期六,我賠得起時間,不用擔心辦公室有事。他很健談,大蕭條時期、戰爭,都是他喜歡談的話題。談了幾個小時後,我忍不住提起那場車禍,他頓時不吭聲了,現出痛苦的樣子。他輕聲告訴我,他還是一想起這件事就惡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況,但眼下說不出口。
我問死者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他的車速是多少。他說自己開車以來不會超過每小時50英裏。我要求他對死者的車速作個估計,他只是搖搖頭。
“兩天之後,我又順道去拜訪他。那時已到了下午時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陽臺,聽他講戰爭年代的故事。不一會到了6點鍾,他說餓了,進而說喜歡吃的魚,問我有沒有興趣與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時單身一人,毫無牽挂,就和他走了。當然我開車,他在旁邊吹牛。6元錢一條的炸站魚,我們要了一大盤。克洛維斯細吞慢嚼,鼻尖幾乎埋進的魚堆。賬單來了,他裝作沒看見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過了10分鍾。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說話。我心想要是能讓克洛維斯出庭作證,花點錢也應該。終于我們離開了。在驅車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說需要喝杯啤酒,好繼續同我交談。當時我們正好在一家鄉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車,他一動不動。于是我又掏錢買了啤酒。我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趕路。他說希望帶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裏並不遠,他對我說。我們驅車走了一條縣級公路又一條縣級公路。20分鍾之後,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維斯對這一帶也不很熟。他說還需要喝啤酒,目的依舊是爲了同我交談。我向那家商店裏的人問了路,兩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這裏,忽而指指那裏。終于我們找到了漢考克縣尼開期克羅辛鎮。剛喘口氣,他讓我把車掉頭,說這裏不像他的童年生長地。于是我又買啤酒,又向商店裏的人問路。
“快到他家時,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開始請他回答有關車禍的提問。他說現在談這事他還會覺得難受。我扶他進屋,他霍地倒在沙發上,旋即鼾聲大作。此時差不多是半夜。就這樣,我陪他過了一個來月,時而坐在陽臺的搖椅上,時而去吃炸站魚,時而去公路兜風。那家保險公司的賠償最多可達200萬美元。我們付出這些代價是完全值得的。到這時克洛維斯的證詞變得更加重要,不過他本人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他讓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別人向他打聽車禍的情況,因而我必須搶在保險公司的人之前從他那裏把情況摸清。”
“他過了多久才把情況告訴你?”桑迪問。
“大概四五個月。終于,我開始催他回答我的提問了。我告訴他,那場官司已到了關鍵時刻,非得向他打聽車禍發生的情況。他說樂意回答我的提問。我問他,我們委托人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是多少。他說肯定是很快的。因爲車裏的人血流滿面,修不忍睹,尤其是那個孩子。說到這裏,他已經淚盈眶。過了幾分鍾,我又問:‘克洛維斯,那輛汽車從你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究竟是多少?’他說肯定要幫那一家子。我說那一家子肯定要對此感激不荊然後他盯著我的眼睛,說:‘你認爲車速是多少?’“我說,依我看車速是每小時55英裏左右。克洛維斯說:‘那麼就是你說的這個數,每小時55英裏。’”
我開車的時速是50英裏,他們比我快一點。“我們上了法庭。克洛維斯·古德曼極其出地作了證。他年齡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說話完全可信。陪審團沒有理睬一切憑空的事故分析,依據克洛維斯的證詞進行了裁決。那家保險公司賠償了230萬美元。”
“我們繼續來往。我爲他立了遺囑。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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