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人勇敢大膽和富于冒險的精神使美長期以來在經濟上成爲世界的奇迹，然而，在法律和政治領域，美人所表現出的保守與現實卻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雖然商賈大亨們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頻頻曲解和踐踏法律或者賄賂議員，但普通老百姓仍然堅信法律和政府在原則上是完善和廉潔的。實際上，每當法庭判決誰的財産或自由受到冒犯時，結果常常做出有利于雇主而非雇員的判決。美作家約翰·格裏森姆的第六部暢銷書《超級說客》以犀利的筆觸抨擊了當代美以大利公司爲代表的保險行業的欺詐行徑和草菅人命的殘忍做法，揭露了某些律師唯利是圖的鑽營伎倆、冷漠的人際關系及人
的扭曲，同時贊美了剛從法學院畢業具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年輕律師魯迪·貝勒，表現了作者對醜惡現實的痛恨和對下層普通百姓的同情。這本書出版後立即在美廣大讀者中引起強烈共鳴，與作者書中所表現的鮮明態度和深刻主題是分不開的。下面筆者從三個方面作詳細論述。
在美，一個案子的判決取決于法官、律師和陪審團。因此，一個犯了罪的個人或團
會否被法庭判爲有罪並使其得到應有的懲罰，除了取決于確鑿的證據外，還取決于法官公正與否、律師的能力大小以及陪審團的人員組成。正是由于這些，社會上才濁流橫行，弱肉強食，惡人逞瘋狂。就像作者對司法系統感到失望時所感歎的那樣：“這個像在裝配線上進行流
作業一樣的司法系統，有一條令人沮喪的邏輯。在離這個法庭不遠的地方，此刻就坐著一批身穿桔黃
連衫褲手上帶著铐子的強
犯、殺人犯和毒品販子。連把這些惡棍一個一個地篩一遍，讓他們得到應得的懲罰，法庭都沒有充足的時間，哪裏還能指望它關心一個遭受丈夫折磨的婦女的合法權利？”
大利保險公司在社會上有一個壟斷的地位，控製著金融界，壟斷著房地産，“他們感染上一個病毒，華爾街就會上吐下泄一星期”，“而當利率下調，他們的投資收益猝然下降時，他們就會跑到會山，要求進行所謂的改革”。另外，即使它犯了法受到指控，它一方面可以化高薪聘請最有名的律師一另一方面可以依賴官府的包庇。也就是說，大利保險公司的影響力是強大無比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動搖得了的，所以，它得以肆無忌憚，草菅人命。多特和巴迪五年前爲兩個17歲的兒子買了人壽保險。唐尼·雷得了白血病後，他們多次寫信讓保險公司出錢爲他做骨髓移植手術，但公司一個子兒也不給。不僅如此，公司還在第八封回信中辱罵他們“愚蠢之至”。大利公司的專橫霸道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用作者的話說，“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驚，寫信人顯然確信多特和巴迪決不至于會拿給一位律師看。”
大利公司不僅對貧窮的沒有地位的投保人進行欺騙威嚇，對他們的死活不管不問，而且對自己的雇員也任意摧殘躁躏。傑基·萊曼西支克原來是它的雇員，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大利工作期間，被迫和好幾個上司睡覺。她一旦拒絕他們的要求，就會受到各種迫害打擊。她在法庭上作證時對大利公司的控訴催人淚下。她說：“只要我唯命是從，他想幹什麼就讓他幹，我的工資就會增加，職位就會提高。但是在我厭倦了這種關系並和他斷了來往以後，我馬上就被降職，從高級理賠審核員降到了一般的理賠員。”另外，他們“糟蹋理賠部的年輕姑娘是出了名的”。大利公司的頭頭腦腦們根本就沒把這些雇員看作人，只不過把她們視爲任他們擺布玩弄的對象，供他們發泄獸慾的工具，完全剝奪了她們的自尊。他們只把她“當成了一塊肉”，“一盒糖果，被他們在辦公室傳來傳去，誰想吃都可以吃”。
大利公司爲何這麼猖狂、霸道、爲所慾爲呢？我們認爲，除了因爲這些受害人地位低下，經濟貧困沒錢請律師爲他們伸張正義外，主要還因爲公司一方面有像大法官黑爾這樣的執法人爲它撐腰，另一方面有當地實力最雄厚的特倫特與布倫特律師事務所爲它作後盾。特倫特與布倫特是“本州最大、最爲自負、聲望最高、而且最富的律師事務所，律師達120位之多”，它的“人員是清一出生于社會中上層的男人，又都畢業于名牌學校，參加著名的宗教團”。更使它如虎添翼的是，法官哈維·黑爾和大利公司的首席法律顧問列奧·f．德拉蒙德30年前在耶魯念法學院時是室友。面對這樣的對手，連布魯索這個與當地政客和警察有密切關系、走進監獄馬上就可獲釋的人也懼怕三分。
的扭曲 《超級說客》不僅反映了法律的破綻和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而且反映了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平民百姓的艱辛以及在社會重壓下人的扭曲。布魯索和普林斯在孩童時代就是朋友。普林斯是尤吉酒家的老板，“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廣大的人之一”。據說他還有更見不得人的一面：他和一幫有前科的人辦
舞俱樂部，曾經兩次被送上法庭，“一次是因爲賭博，一次是因爲擔當賭注登記經紀人，但兩次庭審都因爲陪審團無法取得一致意見而不了了之”。他還偷稅漏稅，采取不入賬的辦法，一年獲得款項達10萬美金之巨。他的朋友布魯索自己辦了個律師事務所，他“比市長本人認識的警察還多”。他辦公室的牆上挂著各式各樣的步槍、毛瑟槍。辦公室裏還有一個“染得高高的魚缸，混濁的中幾條微型鲨魚在遊來遊去”。這鲨魚和各種武器也許能最好地象征他和社會的特，即在社會中，人的
世哲學就是大魚吃小魚，不惜一切手段獲得自己的利益，因爲軟弱的人必被踐踏和吞沒，惟有自己強大才能生存下去。從法律意義上說，這兩個人是社會蛀蟲，理當被正法，但他倆最後仍然逍遙法外。
我們作爲讀者應怎樣看待這兩個社會渣滓呢？我們能否把他們的行爲看成是對政府、製度不滿和消極抵抗的一種特殊形式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普林斯和布魯索雖然幹一些不光彩甚至違法的事，但他們倆始終是朋友不說，還畢竟願意爲別人提供幫助。魯邊在捉襟見肘時，普林斯總是給予他在尤吉酒家打工的機會。當然他也是在剝削魯迪的勞動，但我們不應忘記，在美找到工作，尤其是較爲固定的打工機會也是很難的。魯迪被懷疑爲縱火者，走投無路時，又是普林斯主動提出幫他解決問題。魯迪在加入布魯索小事務所時還擔心布魯索在聘用表格裏“埋下一些短句，以便將來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進我的肉”，但實際上“並無任何值得大驚小怪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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