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撥通了勞役農場的電話號碼，要求與我第一次探訪奧托時見過的那位女士通話。根據規定，一切探視都必須首先通過她。我想在錄取他的證詞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聽見她在鍵盤上敲打了幾下。“博比·奧托已經不在這裏啦。”她說。
“你說什麼？”
“他在3天前獲釋出獄了。”
“他告訴我在這裏面還要呆18天呢。這句話才說了一個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經走了。”
“他會去哪裏呢？”我不信地問。
“我怎麼知道？”她說著挂斷了電話。
奧托信口開河，對我撒了謊。第一次我們雖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現在他又轉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個電話，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終于打來了。當時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樣坐在後院裏，喝著咖啡看著晨報，享受著美好的時光。打電話的是多特，她告訴我說，她是在一個小時前發現的。他昨夜入睡以後，再也沒有醒來。
她的聲音有點顫抖，但她在盡力克製自己的感情。我們談了幾句，我發現我的喉嚨發幹，我的眼睛變
。在她的話語裏，我聽出了一絲松了口氣的意味。“他還是現在這樣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說。我對她說，我很難過；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過後院，來到吊
邊，倚在橡樹上。擦去臉上的淚
。我雙腳著地，坐在吊邊緣，低垂著頭，爲唐尼·雷做最後的祈禱。
我在家裏給基普勒法官打了電話，把唐尼·雷的死訊告訴他。葬禮將于明天下午2點舉行，這就爲我帶來了一個難題。對大利公司總部雇員的取證，預定于上午9點開始，一直要持續好幾天。克利夫蘭的那幾位仁兄肯定已經來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辦公室裏對著攝像機進行最後的彩排。德拉蒙德辦事就是這麼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點鍾務必准時出庭，別的事他自有辦法對付。我說我已准備就緒。我當然理該如此。我已經用打字機打好了可能對每個證人提出的全部問題，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過許多有益的建議。再說，戴克也已經仔細看過一遍。
基普勒隱隱約約地暗示說，他或許會把取證推遲，因爲明天他要主持兩場重要的聽證會。
怎麼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對什麼都不在乎了。
我趕到布萊克家時，左鄰右舍的人們都已前來致哀。街上和車道上停滿了汽車。老人們或者在屋前院子裏徘徊，或者在門廳裏坐著。我微笑著向人們點頭致意，穿過人叢走進屋子，在廚房裏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邊。屋裏擠滿了人。廚房的桌子上櫃臺上擺滿了餡餅、焙盤和烤
。
多特和我滿懷溫情地相互擁抱。我只用“我很難過”幾個字來表達我的哀思，她感謝我的光臨。她兩眼通紅，但我覺得她的淚已經流幹。她指著食品招呼衆人，並且叫我隨意。我從她身邊走開，讓她和鄰裏的婦女們呆在一起。
我突然覺得饑腸辘辘。我用紙盤裝了烤、煮豆和酸卷心菜，走進小後院，一個人獨自吃著。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車中，她大概已把他鎖在臥房裏，以免他出來使她難堪。我一邊慢慢地吃著，一邊聽著從廚房和屋子窗戶裏傳來的人們輕輕的談話聲。吃完一盤，我又去裝滿一盤，回到院子裏。
過了一會，有個年輕人走到我身邊。說來也怪，他的臉我覺得特別熟悉。“我是隆·布萊克，”他說著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坐下。那個雙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見到你很高興。”我說。
“這麼說你就是那位律師啰。”他手上拿著一聽軟飲料。
“我就是。魯迪·貝勒。我爲你兄弟感到難過。”
“謝謝。”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對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畢業後不久就離開了家，去了很遠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沒有心思滔滔不絕地講話。句子很短，言談勉強，但我們最終還是觸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說他早就做好准備，願意獻出骨髓來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醫生
口對他說過，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這些事實，但他的話又提供了一個確切的明證。我對他說，他必須在短短的幾個月後向陪審團講清這一切，他表示十分樂意。他就這件訴訟提了幾個問題，但對他本人可能會從這樁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錢，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傷心，但他卻沒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開了通往兄弟倆童年的門戶，希望能聽到所有的孿生兄弟都會擁有的一些溫情的回憶；他們是怎樣惡作劇，是如何拿別人開心。然而，結果是零。他在這裏長大，在這座屋子裏，在這個街區，但過去對他顯然已不再有任何意義。
葬禮將于明天下午2點舉行。我敢肯定，隆·布萊克將乘5點鍾的班機飛回休斯敦。
人們走的走來的來，但食物依然充足豐富。我吃了兩塊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沒有冰鎮過的汽。坐了兩個小時後，我已筋疲力盡，便告辭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頭，面
嚴峻身穿黑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馬，圍坐在列奧·f．德拉蒙德身邊。
我已做好准備。雖然渾身疲倦，怕得發抖，但要提出的問題已全寫在紙上，放在手邊等著。即使我完全說不出話，我也可以讀出問題，照樣讓他們回答。
看著這幫公司大亨滿臉懼縮在一邊，著實令人開心。他們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們今天在此出場，不僅出場作證，而且要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錄完他們的證詞。接到這份通知時，他們對德拉蒙德、對我、對基普勒、對所有的律師，特別是對本案中的律師，會罵出多麼難聽的話，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關人員。我們原定在隔壁本周空著的法庭上錄取證詞，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隨時
進腳，讓德拉蒙德規規矩矩。他召集我們，因爲他有話要說。
我在右邊的位置上坐下。來自特倫特與布倫特事務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邊。
“不記錄，”基普勒對書記官說。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聽證會。“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萊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嗎？”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嚴肅地回答說。“我很遺憾。”
“葬禮將于今天下午舉行，這就産生了一個問題，貝勒先生是擡棺人之一。實際上，他此刻本應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來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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