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貧民律師第30章上一小節]極力裝出一副感興趣的樣子。
“爲什麼？”
“因爲一定很有趣。”
“爲什麼這麼說？”
“你抛棄了一份好工作，一定有十足的理由。”
“當然有，而且很充分。”
沃納策劃了這次會面。他有意圖，有目標，有目的，而且要說什麼他心中也有數。我弄不清楚他的意圖所在。
“我上周被捕了。”我岔開話題，這一著果然奏效，他一下子呆住了。
“你怎麼？”
我告訴他事情的經過，極盡鋪陳之能事，因爲我控製了話頭。他對我偷文件頗不以爲然，但我不想辯解，文件本身是另一個複雜的話題，我們倆誰都不願深究。
“這麼說你再也不能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他邊吃邊問。
“絕無可能。”
“你打算做多久公益律師？”
“我剛開始，我確實沒想過什麼時候收手。你爲什麼問這個問題？”
“你這樣做一無所得，能支持多久？”
“只要我能活著。”
“那麼活著就是你的標准了？”
“暫時是這樣。你的標准是什麼？”這是個荒唐的問題。
“錢。我能掙多少，能花多少，能存多少。我看著它變多，直到有朝一日缽滿盤滿，什麼都不用愁。”
我以前就聽他這麼說過，赤躶躶的貪婪是他的追求，這只不過比我們從小所接受的信條更直白一些。拼命工作多賺錢，這樣整個社會就會進步。
他在激我與他爭辯，可這樣的爭論不是我所要的，誰都說服不了對方，只能是一場無謂的拉鋸戰。
“你現在有多少錢？”我問。沃納這個貪婪的家夥對他的財富頗爲自負。
“四十歲時我會把一百萬放在共同基金裏；四十五歲時，將變爲三百萬；五十歲時，一千萬。到那時我就可以退休啦。”
這些數字我們耳熟能詳，大的法律公司都差不多。
“你怎樣？”他邊切著上等
肉邊問我。
“讓我想想。我今年三十二歲，淨收入差不多五千美元；三十五歲時，如果我努力工作，節約開支，大約有一萬；到我五十歲時，我應該有兩萬存款。”
“那是預料之中的事，過十八年的窮日子。”
“你對貧窮一無所知。”
“那不見得。對于像我們這樣的人，貧窮就意味著廉價公寓，一輛傷痕累累的舊車，破爛的
裳，沒有錢周遊世界，沒有存款也沒有投資，沒有退休，沒有安全感，什麼也沒有。”
“太棒了。你恰好證明了我的觀點，你確實不懂什麼是貧窮。你今年能掙多少？”
“九十萬。”
“我掙三萬。如果有人逼你爲這個數目工作，你會怎樣？”
“自殺。”
“我信，我真的相信你會拿把槍掀掉自己的腦殼，如果你只掙三萬的話。”
“你錯了，我會服葯。”
“膽小鬼。”
“那樣廉價地工作我實在受不了。”
“噢，你能那樣廉價地工作，但你不能那樣廉價地生活。”
“一回事。”
“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我說。
“我倆確實不一樣，但這是怎樣造成的呢，邁克爾？一個月前你和我一樣。現在看看你——胡子拉碴，衫不整，滿嘴服務人類拯救人類這一套昏話。你究竟中什麼邪了？”
我深吸一口氣，咀嚼著他問話中的有趣之
，他也放松下來。我們的教養不允許我們在公衆場合吵起來。
“你真是個笨蛋，”他說看壓低了身子，“你成爲公司的
東指日可待。你聰明，有才華，單身，沒有孩子。到三十五歲時，你每年能賺一百萬。這個賬你算得出來。”
“一切已成定局，沃納，我現在對錢不感興趣，我受了魔鬼的詛咒。”
“多新鮮的見解。讓我來問你。打個比方，有朝一日你醒來忽然發現自己六十歲了。你對拯救這個世界感到厭倦，因爲它壓根兒無法拯救。你一貧如洗，身無分文，沒有公司，沒有合夥人，沒有一個當腦外科大夫賺大錢的妻子，沒人理你，你怎麼辦呢？”
“我已考慮過這個問題，我想我有個大富豪哥哥，到時我會打電話給你。”
“如果我死了呢？”
“把你這個不成器的弟弟列在你的遺囑上。”
我們埋頭吃飯，談話的興致減退了，沃納非常自信，只要給我一聲當頭棒喝我就會回到現實中來，對于我的誤入歧途，只要指明其嚴重後果，我就會迷途知返，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會跟他談。”我可以聽到他對父母這樣說。
他最後又問了我幾個問題。十四街律師事務所的福利怎樣？我告訴他很少，養老金呢？從未聽說過。他極力主張我只幹三五年，然後洗手不幹，我謝了他，對于我的婚姻問題他出了個好主意，我應該找個志同道合的女人，但她必須有錢，娶了她。
我們在餐館前的大街上道別。我向他保證我知道我正在幹什麼，我會沒事的，我請他在父母面前報喜不報憂。“別讓他們牽挂，沃納，告訴他們我一切都好。”
“如果斷炊了打電話給我。”他故作輕松地說。
我向他揮揮手，然後離去。
派倫燒烤店是霧谷的一家通宵咖啡店，靠近喬治·華盛頓大學。它是夜不成寐者和新聞迷的流連之所，並以此著稱，每天夜裏十二點鍾之前第二天的《郵報》就到了，午飯時分這個地方就像熟食店一樣人滿爲患。我買了一份報紙在吧臺前坐下，一眼望去奇怪的是每個人都在埋頭看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時咖啡店裏鴉雀無聲。報紙在我進來之前幾分鍾剛到，三十個人在專心致志地閱讀，就好像一場戰爭爆發時人們對報紙的關注。
這個故事正是《郵報》所需要的。從第一頁起，報紙配發了大字標題，一直延續到第十頁，第十頁上還登了一些照片，一張是遊行示威時告示牌上朗蒂的照片，一張是莫迪凱十年前的照片，還有三幅一組的照片。這一組照片無疑會讓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那幫自命不凡的家夥大丟臉面。阿瑟·雅各布斯的照片居中，從警察局檔案中抽出的蒂爾曼·甘特利的臉部照唑在左邊，右邊的一幅是德文·哈迪的臉部照片。德文·哈迪被牽扯進來只因爲他是被驅逐人之一，而他又以那樣一種轟動的方式招致身亡。
甘特利和哈迪這兩個黑人罪犯，在照片中
部都打上了號碼，而阿瑟·雅各布斯竟然與這兩個惡棍爲伍，同登在《郵報》的第十頁上。
我能想象出他們在辦公室和會議室裏慌成一團的樣子，門鎖上了，電話掐斷了，會議取消了。他們密謀應對之策，想出一百種不同的方案，召集他們的公關人員，這是他們最黑暗的時刻。傳真大戰會早早開始，這組照片的傳真件會從東海岸發向西海岸，全世界從事公司法的大公司都會笑掉大牙。
甘特利外貌極其凶惡，我不禁悚然一驚，這次是我們向他尋釁。
報紙上也登了我的照片，與上星期六我被捕時所登的是同一幅。我被描繪成與公司和朗蒂·伯頓都有關聯的人。寫報道的記者無從得知我實際上早就見過她。
報道相當詳盡，從疏散住戶寫起。被驅趕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後他突然出現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辦公室，在那裏他扣留人質，人質之一就是我。從我引出莫迪凱，然後又寫到伯頓一家之死。報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盡管我在那位記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爭議的文件。
他信守諾言——文中沒有暴露我們的名字，只作爲消息來源。報道寫得再好不過了。
報道中沒有引用被告的話，看來作者好像不屑于跟他們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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