葯力的作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鍾，我醒來時嗅到那位先生腦漿的刺鼻的氣味。我在黑暗之中有好一陣子感到狂躁不安，我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用手不斷拍打著沙發，這時我聽到有動靜，克萊爾就睡在我身邊的椅子上。
“還好嗎？”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聲地說，“就當是場噩夢。”
“遞給我一杯
好嗎？”我說，她去了廚房。
我們談了一個小時。我把我記住的一切都告訴了她，她靠近我坐著，給我揉膝蓋，手裏還端著杯，關注地聽著，在過去五年中我們交談得太少了。
她在七點鍾時要去查房，所以我們一起燒早飯，早餐的內容是華夫餅和鹹肉。我們就在廚房的櫃臺上用餐，前面有一臺小電視機。六點的早間新聞一開始就是人質的內容，人質危機時樓裏有幾聲槍響，樓外圍了許多人，當危機結束時，我們這些人質中有幾個匆忙離開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機是這個新聞電視臺的，它的攝像機緊緊地瞄准我們的窗子，當那位先生向窗外窺視時，可以看到他，但時間很短，僅僅幾秒鍾。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歲，越戰老兵，有過前科，但不嚴重。在新聞之後放了他的面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搶劫遭逮捕時留下的檔案材料，但看起來並不太像那位先生，沒有胡須，沒戴眼鏡，看起來也更年輕一些，新聞報道說他是無家可歸的，而且吸毒。但這次犯罪的動機尚不明確。也沒有家人出現。
對于這條新聞沒有外界評論，這一報道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接下來的是天氣預報，報告說下午晚些時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這以前已下過一場大雪了。
克萊爾開車送我去上班，當時才六點四十分，當我發現我的汽車旁邊已停了幾輛其他進口車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停車場從沒有空閑過，我們有些人就睡在辦公室裏。
我答應她在上午晚些時候打電話給她，這樣午飯我們就在醫院裏吃。她告訴我要悠著點，起碼在這一兩天要注意一些。
我該做些什麼呢？躺在沙發吃葯片嗎？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後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廳裏的兩個十分警覺的保安人員道了早安，四部電梯中有三部開著門在等候上班的人們，我挑選了一下，還是走進昨天早晨與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電梯，當時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現腦海。
立刻有一百個問題交織在一起：他爲什麼選擇了我們這座樓？選擇了我們公司？在進入大廳之前的一段時間他在哪兒來著？通常在前面巡視的保安人員當時到哪兒去了？每天這裏都有幾百名律師進進出出，爲什麼選中了我？爲什麼選中了六樓？
他在追求什麼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僅爲懲戒幾位有錢而又不夠慷慨的律師竟以自己生命爲代價去換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錢而且更貪婪的人去報複。
他問的一個問題“有誰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趕走過”是沒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會兒就不再想了。
電梯停了下來，我走出電梯，這一次沒有人跟在我身後。戴維爾太太這時候還不知在什麼地方睡覺，六樓裏十分清靜。在她的辦公桌前我停了下來，看了看通往會議室的兩扇門。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門打開，這就是烏姆斯特德站在那裏時子彈從他頭頂上飛過射中那位先生頭顱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氣，輕輕地打開燈的開關。
就好像這裏從未發生過什麼似的，會議室桌椅都整整齊齊地擺放著。那位先生死時弄髒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換。牆上新塗了一層漆，甚至在當時拉夫特頭上天花板上的彈孔都不見了。
公司的頭頭們昨天夜裏一定花了不少錢把現場搞得如什麼事兒都沒有發生的樣子。今天一整天這間屋子肯定會吸引一些人來看，但他們肯定會一無所獲的。這樣只能耽誤他們一會兒時問。我們這個嶄新的辦公室裏不能有一絲社會渣滓的痕迹。這種掩飾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傷心的，我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錢的白人。我還期待什麼呢？還要立個紀念碑嗎？還是留作紀念館呢？還要讓那位先生的流
漢同夥送來一束束鮮花嗎？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麼。但這種新漆的氣味讓我有些惡心。
在我的辦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我以前知道每天送報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郵報的城市版的第一頁，在中間折疊線下，就是德文·哈迪被擊斃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質危機的長篇報道。
我很快就讀完了全文，因爲我認爲我比任何記者對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從報上知道一些新的內容。那些紅棒棒並不是炸葯，而是把掃帚把鋸成一段一段的再纏上嚇人的銀白
膠帶，把我們這些人嚇得靈魂出竅。槍是真的，0.44口徑的自動槍，是偷來的。
因爲這是郵報，所以對德文·哈迪的報道比對我們這些人質報道要多，報道內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滿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沒說一句話。
根據在十四街的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一個名叫莫迪凱·格林的人說，德文·哈迪曾在
家植物園當過多年的看門人，由于削減預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搶劫入獄服刑數月，後來就流落街頭了。他又飲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艱難，不時在商店趁人多時扒竊。格林的這個事務所已幾次向他催款，至于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師則一無所知。
對于這次的犯罪動機，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釋。不過他的確說到最近他被人從棲身的一個舊倉庫裏驅趕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驅趕住戶是要由律師履行法律程序的。對于特區中數以千計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驅逐出去的問題我有了一個很好的想法。
據格林先生說，十四街那個律師事務所是由一個慈善機關辦的，僅是爲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服務的。“原來我們由聯邦政府支付費用時，我們曾有七名律師，現在只剩下兩名了。”他這樣告訴我們。
難怪《華爾街日報》對此事只字未提，如果我們這九名服務于全第五大公司的律師中有誰被殺害甚至受了輕傷，都會在報紙的頭版上出現。
感謝上帝，這不是一個長篇報道，我還在辦公桌旁坐著，看著報紙，沒有任何損傷地做著工作。不然我也會在停屍房裏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來了，這時八點還差幾分，她滿臉微笑，手裏端著一盤她自己烤的小點心。她看到我來上班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實際上，我們這九個當過人質的人都來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來的。看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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