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于魯迅的文字。爲什麼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臺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爲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産
及其同路人關于他的宣傳，因此對于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于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滢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
嘴，“關于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滢先生和魯迅沖突于前（不是爲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于後，我們對魯迅都是
于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于此時此地“打落
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複一遍我在那文裏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爲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複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爲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裏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幹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
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于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幹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僞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産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爲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佥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
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爲職位低，二來因爲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爲人所注意，終于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于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爲生，以至于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
怨恨之氣，橫亘
中，一吐爲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製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爲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
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爲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爲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騒，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
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于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幹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麼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爲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爲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即在于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于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爲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裏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産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爲魯迅自始即是心積慮的爲共産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産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産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産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于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産的青睐而成爲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共産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于共産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
筆翻譯，因爲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産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並不長，因爲不久俄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製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産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的官兵和蘇俄帝主義發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于中共産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幹及各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人進攻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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