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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憶曹禺》

巴金作品

  家寶逝世後,我給李玉茹、萬方發了個電報:“請不要悲痛,家寶並沒有去,他永遠 活在觀衆和讀者的心中!”話很平常,不能表達我的痛苦,我想多說一點,可顫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筆,許許多多的話和著眼淚咽進了肚裏。

  躺在病chuang上,我經常想起家寶。六十幾年的往事曆曆在目。

  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南屋,故事是從這裏開始。靳以把家寶的一部稿子交給我看, 那時家寶還是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在南屋客廳旁那間用藍紙糊壁的yin暗小屋裏,我一口氣讀完了數百頁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劇在我面前展開,我被深深地震動了!就像從前看托爾斯泰的小說《複活》一樣,劇本抓住了我的靈魂,我爲它落了淚。我曾這樣描述過我當時的心情:“不錯,我流過淚,但是落淚之後我感到一陣舒暢,而且我還感到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身內産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出我的精力。《雷雨》是這樣地感動過我。”然而,這卻是我從靳以手裏接過《雷雨》手稿時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寶,他有大的才華,我馬上把我的看法告訴靳以,讓他分享我的喜悅。《文學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載了《雷雨》,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東京看了由中guo留學生演出的《雷雨》,那時候,《雷雨》已經轟動,guo內也有劇團把它搬上舞臺。我連著看了三天戲,我爲家寶高興。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創刊《文學季刊》,家寶在上面連載四幕劇《日出》、同樣引起轟動。三七年靳以又創辦《文叢》,家寶發表了《原野》。我和家寶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這時,抗戰爆發了。家寶在南京教書,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這以後,我們失去了聯系。但是我仍然有機會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編入《文學叢刊》介紹給讀者。

  一九四零年,我從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寶的學校已經遷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寶家的小樓裏。那地方真清靜,晚上七點後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寶一起聊天,我們隔了一張寫字臺對面坐著,談了許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時他chu在創作旺盛時期,接連寫出了《蛻變》、《北京人》,我們談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吳天改編、上海劇藝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編。我鼓勵他試一試。他有他的“家”,他有他個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寫一部他的《家》。四二年,在泊在重慶附近的一條江輪上,家寶開始寫他的《家》。整整一個夏天,他寫出了他所有的愛和痛苦。那些充滿激情的優美的臺詞,是從他心底深chu流淌出來的,

  那裏面有他的愛,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淚,有他的靈魂的呼號。他爲自己的真實感情奮鬥。我在桂林讀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贊歎他的才華,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我當時就想寫封信給他,希望他把心靈中的寶貝都掏出來,可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把我心裏想說的話告訴他。但這時他已經滿身創傷,我也傷痕遍ti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們參加了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那時“文革”已經爆發。一連兩個多月,我和家寶在一起工作,我們去了唐山、去武漢、去杭州,最後大會在上海閉幕。送走了外賓,我們的心情並沒有輕松,家寶馬上要回北京參加運動,我也得回機關學習,我們都不清楚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分手時,兩人心裏都有很多話,可是卻沒有機會說出來。這之後不久,我們便都進了“牛棚”。等到我們再見面,已是十二年後了。我失去了蕭珊,他失去了方瑞,兩個多麼善良的人!

  在難熬的痛苦的長夜,我也想念過家寶,不知他怎麼捱過這段艱難的日子。聽說他靠安眠葯度日,我很爲他擔心。我們終于還是挺過來了。相見時沒有大悲大喜,幾句簡簡單單的話說盡了千言萬語。我們都想向前看,甚至來不及撫平身上的傷痕,就急著要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我有不少東西准備寫,他也有許多創作計劃。當時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橋》寫完。《橋》是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的,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guo講學就擱下了。他也打算續寫《橋》,以後幾次來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時候,我們談得很多。他時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勸他少些顧慮,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我至今懷念那些日子:我們兩人一

  起遊豫園,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飯店吃“糟缽頭”;我們在北京逛東風市場,買幾根棒冰,邊走邊吃。隨心所慾地閑聊。那時我們頭上還沒有這麼多頭銜,身邊也少有幹擾,腳步似乎還算輕松,我們總以爲我們還能做許多事情,那感覺就好像是又回到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門大街。

  但是,我們畢竟老了。被損壞的機ti不可能再回複到原貌。眼看著精力一點一點從我們身上消失,病魔又纏住了我們,筆在我們手裏一天天重起來,那些美好的計劃越來越遙遠,最終成了不可觸摸的夢。我住進了醫院,不久,家寶也離不開醫院了。起初我們還有機會住在同一家醫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裏傾談往事。我說話有氣無力,他耳朵更加聾了,我用力大聲說,他還是聽不明白,結果常常是各說各的。但就是這樣,我們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ti越來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無法來上海,見面成了奢望,我們只能靠通信互相問好。九三年,一些熱心的朋友想創造條件讓我們在杭州會面,我期待著這次聚會,結果因醫生不同意,家寶沒能成行。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電話,我清清楚楚地聽到他的聲音,還是那麼響亮,中氣十足。我說:“我們共有一個月亮。”他說“我們共吃一個月餅。”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我和家寶都在與疾病鬥爭。我相信我們還有時間。家寶小我六歲,他會活得比我長久。我太自信了。我心裏的一些話,本來都可以講出來,他不能來杭州,我可以爭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見一面,和他話別。消息來得太突然。一屋子嚴肅的面容,讓我透不過氣。我無法思索,無法開口,大家說了很多安慰的話,可我腦子裏卻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前些天北京來的友人還告訴我,家寶健康有好轉,他寫了發言稿,准備出席六屆文代會的開幕式。僅僅只過了幾天!李玉茹在電話裏說,家寶走得很安祥,是在睡夢中平靜地離去的。那麼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寶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了這樣的話:“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讓痛苦留給……”我想,他把痛苦留給了他的朋友,留給了所有愛他的人,帶走了他心靈中的寶貝,他真能走得那麼安詳嗎?  巴金  一九九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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