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辨僞的工作尚未成功，接著又出現了一批一批的僞今文。有的由于自己已經成名，或者是爲要有更多量的作品罷，便用低價收買未名作者的稿子，裝上自己的名字，再高價的賣出。有的由于自己接近編輯先生，把朋友的沒有出路的稿子，增刪一次，便算爲自己的創作。

　　“文剪”“文抄”的谥法，在現在看來，究竟還有點冤枉的。章實齋說：“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塗改，全貴陶鑄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爲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于後也。”這是文與史的分別，也是述與作的分別。無論什麼，赝品是不在此列的。

　　作僞一事，也許就是中人的創作罷，遠些可看姚際恒的《古今僞書考》，近些顧颉剛曾有輯錄《辨僞叢刊》的企圖。

　　不過古時的僞書和現在的赝品，卻也有個分別。古時的僞書，都以自己的作品算是前人的作品，爲的是想“托古重言”。現在則都以同時別人的作品派爲自己的作品。這固然是古今的一大變革，給“人心不古”論者以強有力的佐證，同時也可看到今人作僞的技術，實在不及古人的巧妙，而是每況愈下了。因爲古人援引前人，已死去的前人，死人是不會講話的；而今人則抹殺同時的今人，今人沒有古心，他是會提起訴訟的。可見要想作僞，也得取法乎古。首先就要涵養一顆古心。

　　不過古人的作僞雖巧妙，但因古人在當時畢竟也是個生人，所以書中往往吐露生氣，而被後人發覺出來，指摘爲僞，這在作僞者是意料不到的。

　　另一方面，既然不能根本廢名，則辨僞的工作，還是要的，而且，辨僞究意是一件不經濟的事，與其麻煩于後，不如及早做一番今文辨僞的工作。

　　原載《人間世》1934年5月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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