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先生辭世了。這是進入這個千年以來，最讓我黯然的消息。

　　黃仁宇先生應算是史學界的異數。他半路出家，發憤苦攻，在大多數人已經子孫繞膝、准備頤養天年之時，而終能以一介白首而成爲有所成就之職業曆史學者，其人之愍志學術之毅力，在這個崇尚未老先衰和不學無術之時代，鑿要讓人敬佩。他從爲大多數人視爲學術生涯終點之時際出發，年五十七始發表第一篇著作，到今以八二高齡謝世，中間凡二十五年，勤奮終始，筆耕不歇，學術造詣亦日臻完善；夫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之發揚。因此，無論其學術造詣如何，其史家地位該如何評定，其人謹嚴的追求學問之治學精神，亦足垂範後人。

　　考察曆史，不外兩種方法：一種是從大居高臨下地看，大刀闊斧而不糾纏于細枝末節，以試圖厘清曆史發展之大脈絡爲目的，尤以現代英大史家湯因比（arnold tonybee）之“大曆史”（macro-history）觀點爲代表；以此出發，達至通史。此一史觀在西方，或還可追溯至十八世紀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甚至更早，到今天仍爲一些著名史家所秉持，如在斯特夫裏諾斯之近著（leften s. stavrianos，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另一種是從小、細微入手，以闡發清特定曆史時期之特定曆史事件爲目的，若著者功力深厚，則或可牽藤摸瓜，連帶考察出更多問題，以此出發，常爲專史；尤以我現代大史家陳寅恪爲代表，如其通過考察陝西關隴集團而證出唐代政治製度特點，更是由小及大之典範。此二種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從望遠鏡中看曆史，視野開闊，氣魄恢宏，線條粗曠，如此則難免會流于浮淺，力度不夠，使人每每知曆史事件之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後者有如從顯微鏡中看曆史，細膩明晰，有時則難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當然，尤其在大史家之著作中，此二者並非泾渭分明，嚴格劃清，而是互有參雜。因此，這種兩分法只代表了史家曆史考察法之傾向，而不是非此即彼。

　　黃仁宇先生致學于哈佛學派和劍橋學派之間，其史觀自然難免會雜有兩派之特點。兩派觀點雖有差異，如哈佛學派之費正清先生“重分析”、“用演繹法”，而劍橋學派之李約瑟則“以綜合爲主”，（《中大曆史》），然而兩派都不願拘泥于曆史之片斷，而試圖要厘清整個曆史發展之脈絡，因此實質上都有湯因比之“大曆史觀”之特點。黃仁宇先生亦自稱信奉大曆史觀，試圖“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曆史研究裏去”（《中大曆史》），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曆史，這些特點，尤其在《中大曆史》、《赫遜河畔談中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現。然而治大曆史必要有紮實之史學功底，穿透時空隔閡之強勁穿透力，和敏銳把握曆史命脈之深刻之透視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純熟精煉之地步，殊爲不易，即便博學宏視如湯因比，也不能說是成功。黃仁宇更因受後天限製，治大曆史自然難免要力不從心。因此，雖然先生其志可欽，其情可歎，這後兩部著作，卻明顯現出力度不足，我以爲他的努力基本可歸爲失敗。

　　然而黃仁宇先生的史家地位，並不定乎此。他之必可在史界爭一習之地，在二十年前之《萬曆十五年》，甚至更早的《明代十六世紀的財政與稅收》中，即已奠定，尤以前者爲代表。在此二著作中，雖然黃仁宇先生自稱是以大曆史觀之方法來考察，“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迹與我們今日的境互相印證”，“不是只抓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日社會輪廓，盡量勾畫，庶幾不致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萬曆十五年·自序》）。然而從其中仍能隱隱地看到陳寅恪之影子：即從漫長曆史中之一個橫切片出發，“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曆史”（《中大曆史》），于此征及曆史的前緣後續，從而闡發出明末政製稅製諸特點，借此以更“確切看到中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等有它們的結構與節奏，也有它們牢不可破的特點”（《萬曆十五年·自序》）。當然，黃仁宇先生並未止于此，而是同時還試圖把那個狹小的曆史切片放諸于一個被人爲拉大的曆史時空之大視境中去考察：這裏就現出了大曆史之特點。從前一個考察來說，黃仁宇先生的努力是頗成功的；然而在後者上，則並非無懈可擊。無可如何，《萬曆十五年》亦足可使其人在其所身的史傑輩出之時代之末，留下自己的身影。

　　黃仁宇先生作爲史家之另一貢獻，還在于他之努力將曆史研究從陳寅恪式的純學術之高臺樓閣中解放出來，以相對通俗易懂之方式進行普及，使大衆能有興趣去了解本之史。他的《萬曆十五年》等著作，在不失史家謹嚴之基本原則下，同時又能讓大衆願意去接受，使得了解曆史不再被識爲畏途、不再是幾個曆史學家齋中之物，若按現代大史家錢穆先生之不知一之史則不配作一之民以觀之，則黃仁宇先生之慾樹民曆史格之功，亦不可沒。在此點上，他又繼承了錢穆先生的特點：作一個真正的平民學者。曆史研究乃與人緊密相關，人是曆史考察對象之基本構成要素。平民作爲整，更也是創造曆史之主要力量。同時，曆史研究之根本目的，還是爲了爲以平民及其他集團所構成之人群于現在和未來之行進，指明方向。因此，如果曆史研究遠離了平民而必要尋求束之高閣之純學術，雖然不可以之爲不可，卻總還是一大缺憾：這也是錢穆及黃仁宇高明于陳寅恪先生的地方。《萬曆十五年》諸著作于此亦足可無憾後人。

　　黃仁宇先生之爲人景仰者，當然還遠不止此。其人僑居海外，而心懷故故民，以老邁之身，致身學問，“甯羞白發照渌，逢時壯氣思經綸”；以敗軍之士，能抛棄私，治學但以探索民族前途爲第一要務，其炎黃赤子之心，天可爲鑒。“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吾人主義固可不同，而爲民族之振起孜孜以求之心，則無所不同，又豈能如今天的一些所謂的“學者”那樣，爲一己之利、一家之益、一之偏，而去出賣民族家之利益，甘爲人之家奴呢？

　　“死去何所道，托如山阿”。黃仁宇先生的學術觀點或可商榷，他的史學地位或可再辨析，由後人評說；他所從事之事業雖未竟，中華民族亦正于或再次振興或繼續沈寂之極爲關鍵之十字路口，諸多問題還有待于我們及我們的後來者們去繼續思考、探索。然而他之爲一今已不多見的有良知之真正的民族學者，他之爲探索思考民族前途而付出的不懈努力，都足可爲後人紀念。“嗟爾君子，無恒安。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黃仁宇先生的路還需要後人接著走下去。然而他在他曾走過的路上留下的蹒跚腳印，卻已無能被輕易抹去。他亦將以此，贏得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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