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１９６２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不久，我就讀了這本著作，並深深地爲這新穎的題材和寫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對該書頗有微詞，按照大陸史學界傳統的看法其實也是在５０年代以來，這很難算是學術著作，沒有大量的引文和資料，沒有條分縷析的章節，通篇是大白話，不過是一本通俗小冊子，上不了專家的案頭，當然更不勞專家去評論。

　　然而就是這樣一本薄薄的，裝幀簡單的小書，銷售額逐月上升，在史學著作發行普遍不佳的情況下，這本書像是闖出來的一匹黑馬，不容得人們不正視。怎樣評價這本書一度成爲明史學界頗有爭議的話題。記得在南開大學第一屆社會史的討論會上，我與明史老前輩鄭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飯桌，他對此侃侃而談，大意是明末是中曆史上新舊交替而又極其重要的時期，作者能把這一時期關鍵的人物、典章製度和複雜的政治文化現象，融會貫通，系以一年，抒發自己的見解，以簡約流暢的文筆，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會狀況，是有功力的。當下《曆史研究》的編輯就向鄭老約稿，表示要支持一下這本書，鄭老指向我說：“你約她寫。”我因爲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諾，雖經多次催促，也未能啓動。

　　雖然我沒有就該書寫評論，但非常關注這本書的社會反響，眼看一版再版，由簡裝而精裝，其銷量十多年不衰，可謂創下了曆史著作出版的新記錄。尤其引人興趣的是，《理論信息報》在８０年代曾經刊載，在作家中進行“最近讀什麼書”的調查，有５個作家列出近期閱讀的書目，各人都不相同，連當時在文學界最走紅的作品，也只有１個人次；唯一的例外是《萬曆十五年》，同時出現在兩個作家的書目中，其概率是三分之一，比其他作品每種只占五分之一來說，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學科。雖然這只是短時段的抽樣調查，不無局限，卻對史學界提出了一個帶有挑戰的問題：大陸已出版的曆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調查中沒有一本打進作家的閱讀書目，只有《萬曆十五年》有此幸運

　　在史學家們喋喋不休爭議這算不算學術著作的時候，讀者卻作了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文化層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對曆史有興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內的史學著作，那這些著作又給誰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對我說：“看了你的一篇學術論文，寫得不錯，能有幾個人看哩”我讪讪地回答：“大約就是同行吧”。“同行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課題的人。還要有機會看到這一雜志的，十幾個、幾十個，不會多。”作爲一門在古代顯赫一時的曆史學，在現代讀者愈來愈少，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反映史學的社會功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了變化。是人們對曆史喪失了興趣

　　不盡然。改革開放以來人們閱讀的內容愈來愈多元化，但是選擇的多元並未沖淡對曆史的興趣，影視中最走俏的是曆史劇，不論是正說還是戲說，都擁有廣大的觀衆，如果這方面的問題不在讀者，那就要請作者反思在《萬曆十五年》受到讀者普遍歡迎的時候，在圈內叫好的卻不多，至少在８０年代是如此，正就了中的一句老話“牆裏開花牆外香”。要知道在極“左”思泛濫的時候，史學是個重災區，不僅是“評法批儒”搞亂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階級鬥爭絕對化的影響和空疏學風，把本來是有血有肉，生動活潑的曆史，變成僵化的八，幹癟的教條，使人望而生煩。這一狀況遲遲沒有改變，８０年代初學術界流行一句順口溜：“解放了的哲學，活躍的文學，繁榮的經濟學，沈默的史學。”如實地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史學，在文史哲經四大學科中于滯後的局面。《萬曆十五年》在這一時期出版立即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反映了民衆對教條化的史學讀物早已厭倦。且不說別的，就是將一個王朝的盛衰濃縮到一年的這一研究方法，在外屢見不鮮，而在大陸３０年見所未見；以人物爲主線，從政治事端、禮儀規章、風俗習慣描繪社會風貌，就引人入勝；在論理中有故事有情節，具生動，不落俗套，使讀者興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萬曆十五年》而是其他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陸，只要有類似的特點，也一樣有轟動效應。

　　然而可悲的是，在讀者以自己的選擇表現好惡傾向的時候，史學界的同仁並非都能由此促進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變革，甚至有囿于成規，對《萬曆十五年》置以不屑。讀者的選擇與研究者的價值判斷兩向背反，這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是不可思議的，因爲曆史學的高度意識形態化，使史學讀物成爲政治讀物的一種，又有誰敢在史學問題上與政治較量，太平天、農民戰爭、李秀成、海瑞等等許多曆史問題的論爭，從一開始就是作爲政治問題提出的，民衆只是被動的接受者，難以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選擇。改革開放促進了民衆自我意識的覺醒，對《萬曆十五年》傾注的熱情，反映了民衆渴望史學變革的願望，而圈內的史學工作者卻滯後民衆的需示，造成“牆裏開花牆外香”，這可稱爲“黃仁宇現象”，這一現象又是在特定的條件下産生的社會文化現象。

　　事實上，《萬曆十五年》並非是黃仁宇先生的力作，在這以後大陸相繼推出他的《中大曆史》、《資本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納遜河邊談曆史》也未引起如期的反響。但是《萬曆十五年》發行的常勝不衰，反映了大陸至今還沒有取代它的同類著作，是大陸缺少行文論史的高手當然不是。是史學工作者無視讀者的需求也不是，從六七十年前史學大家顧颉剛的《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張蔭麟的《中史綱》等名著成爲雅俗共賞的上品來說，內史學界並不缺少學術著作通俗化的傳統，爲什麼現在的同類作品反而難如人意這既不是作者和讀者的問題，那就要考慮，是不是學術導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學界已有這樣教訓，出重金懸賞優秀的科普讀物，經年無人問津；鼓勵、邀請著名科學家寫作科學人文著作，更是門庭冷落。如果說自然科學以大自然爲研究對象，面向讀者並非是專業方向的話，社會科學界以古往今來的社會爲研究對象，面向社會的需求理應是天經地義的任務，而社會科學界連自然科學界的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說是全不理會，也不是，試看時下的有關社會生活的曆史讀物，熱熱鬧鬧，花花哨哨，仔細一琢磨，這全是市場運作，靠市場驅動並不錯，但市場的急功近利，又肇致此類讀物低平的簡單重複。要提高這類著作的平非要有經年累月的積累和研究不可，這又缺乏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勵。以與民衆最貼近的社會風俗史研究來說，至今尚未進入家社會基金資助的範圍，在中史學史上有關風俗通、風俗論的佳作疊出，東漢的應劭，清初的顧炎武，都以一代大師之才寫出傳世之作，至今此類題材反而視爲另冊，豈不是咄咄怪事看來史學研究資助的重點仍然拘守于政治、經濟、思想、中外關系等傳統範疇，而這一範疇已形成研究課題和寫作裁、風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寫作才能的發揮，因爲違背這一程式的往往不被學術所認可，橫跨在作者頭上的無冕之王——職稱，更是一把殺手锏。種種導向都限製了從這一領域的開拓和深化。

　　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發育，９０年代大衆文化崛起，以銳不可擋的態勢，改變了精英文化與大衆文化的傳統定位，史學著作也失去神聖的光環，從資政濟世的高閣，下移到平民百姓的書桌，甚至成爲茶余飯後的消閑讀物。史學研究者從“代聖人立言”、“帝王師”，淪爲民衆的一枝筆，這對專事研究王朝盛衰，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抱負、大事變、大業績的治史傳統是個挑戰。史學著作從治經邦到閱世知人的轉化，不僅要開拓前從未涉獵的領域，也在改變研究課題的方向，芸芸衆生的穿吃飯，婚喪嫁娶，消閑娛樂，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讀者、作者和市場作出這樣選擇的時候，科學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這一迅速變化的趨勢，以鼓勵和資助的方式提高此類著作的含金量，把這類民衆最關心的課題棄之市場運作。而市場急功近利的作，短平快地成批生産，使得這類作品缺少學術研究的基礎，數量愈多，質量愈差，好作品難得一覓。出版熱點與研究熱點的分離，在市場經濟中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但長此以往，在學術界有地位的，不是社會需要的，社會需要的又未必是學術界看中的，這何以提高大衆讀物的平《萬曆十五年》正是從這一方面滿足了讀者的需要。

　　在８０年代初未能踐約的書評，想不到在黃仁宇先生逝世後，又受到約稿。１８年過去了，回顧這一曆程，“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爲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黃仁宇現象》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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