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裏一個炎熱的下午，記者撥通了畢淑敏家的電話。這一天她正巧在家照顧生病的孩子。我表示想了解一下她在北師大心理學系攻讀碩士學位的感覺，她說：“很好啊，天天上課，作筆記，寫論文，讀書，收獲很大。”我問：“最近一年有什麼創作沒有？”她說：“就是集中學習，創作基本上停下來了，想爲以後的創作打一個堅實些的基礎。”

　　認識畢淑敏，首先是讀她的散文集《素面朝天》。“已經頗有一點兒大家氣象”，記得讀後我曾經這樣對友人說。在熱鬧而浮躁的文壇，畢淑敏似乎自立門戶，無複依傍，不能把她歸屬于任何一個派別：她不以學問見長，也不以前衛式的實驗標榜；她不是江南的小山秀，但也有別于莽原塞野的黑駿馬，有別于黃河決堤似的一泄千裏；她自然不是男人眼中的“豐肥臀”，但也不是女自我描述的心理驗；她似乎是從五千年的文化傳統中走來，但又不是傳統文化的回歸。她的散文把日常生活中似乎極爲平常的事物作爲審美客，把似乎人人所經所曆的事情寫得妙趣橫生。這種樸實無華的文風，很有一點宋人所推崇的“平淡而山高深”的境界，特別是文中的比喻，如同吐魯番秋熟的葡萄，晶瑩碧透，豐滿圓潤，令人有目不暇給之感。愚以爲，畢淑敏至少可以稱得上是比喻專家，但是，這似乎同時也是缺憾。事情總是這樣，最爲完美的，也同時是最爲缺憾的。這些令人目不暇給的比喻，有時是否像是過于擁擠的成熟的葡萄，讓人有點喘不過氣來，讓人覺得多少有些雕琢用力之感了呢？所以，我在對畢淑敏贊美之後，也要說：畢淑敏，悠著點！當然，這裏的用意絕不是對于畢淑敏的批評，恰恰相反，大概由于我半路出家搞新聞之前，一直出入于古典文學之中，所以，一讀畢文，就有頗得我心之感。

　　大約一年半之前，當我在《中華讀書報》開始我的記者生涯時，畢淑敏成爲了我的第一個采訪對象。她在電話中的聲音渾厚而切，不知爲什麼，我的眼前浮現的是青藏高原的藍天白雲，是高原風日鑄造的赭紅面容。幻象中的高原以她平易的風格容納了我，使我很快就消除了拘謹。

　　大概是受了首次采訪成功的鼓舞，我以後時常與畢淑敏通電話進行交流，並且約了時間，帶著幾位中新聞學院的“准記者”，對她進行了當面的采訪。

　　畢淑敏的工作單位，並不如同我所想象的在作協當專職作家，而是供職在“中有金屬總公司”，位于軍事博物館的對面。

　　像畢淑敏這樣身在一個部門，也許會與社會的關系更爲密切一些。

　　“從部隊回來，分配在北京的一家銅廠，屬于有金屬總公司，待我的作品發表後，總公司說，哎，不知道咱們公司還有個作家，就給調上來了。”出總公司大門時，她這樣回答我的疑惑。“公司養個作家，負擔不重，可以爲公司增加知名度，又使作家不遠離生活，未嘗不是一種可取的模式。也許可以稱爲畢淑敏模式。”我暗想，但沒敢造次亂講。

　　畢淑敏其人比我想象的還要高大，果然是“素面朝天”，不施粉黛。著裝素淨淡雅，藍的外套，襯著雪白的領，給人以纖塵不染的深刻印象。圓圓的始終微笑的面孔，依稀留下了金戈鐵馬軍旅生涯的豪邁與西藏高原的粗犷。在有金屬總公司七層畢淑敏自己的辦公室裏，我們開始進行長談。說起《素面朝天》，畢淑敏說，這是她的早期作品，當時偶遇海南出版社出版人的夫人，才得以出版。我告訴她，這部散文集，很得讀者的喜愛，特別是大學生讀者的喜愛。她說，也不盡然，《女友》就曾刊載批評文章，說作者是“徐娘半老嫉妒年輕女的美麗”。（大意）說得我們都會心地一笑。

　　“機遇總是給那些准備好了的人。”我說，並請她系統地談談她的生活和創作的經曆。畢淑敏以她特有的和緩悠長的語調娓娓敘說起來：

　　我出生于新疆，半歲時隨父母返京，1969年參軍，是以特等甲級的身狀況被派往西藏，走前是北外附中俄語專業的學生。初到阿裏，以爲到了月亮上，不知道中還有這樣的地方。不過，到底是年青，很快就適應了，而且感到自豪。那種廣大、豪邁的感覺是都市風情、江南鄉所無法會的。面對它，你才會會什麼是宇宙、自然，才能感受到人的渺小。你才會知道，征服一座山是不可能的，只能說是它在片刻間接納了你。

　　我專職寫作之前，從事了22年的醫生職業，至今仍對醫生的職業充滿熱愛和敬畏之情。1980年返京後，分到工廠醫務所任主治醫生、所長。一直到1991年從北師大研究生畢業，出于對醫生這一職業的敬重，才離醫生專業，專門從事寫作。

　　談到成名作《昆侖殇》的創作及發表情況，她回憶說：

　　我是1977年在西藏成家的，丈夫也是軍人，1978年生下兒子。返京後，在阿裏那段遙遠的經曆找不到人交流，就有了寫作的沖動。要寫就要做准備，1983年到1985年，我自修了電大中文專業，1986年寫作《昆侖殇》，5 萬字一個星期就把初稿完成了。但我幾乎沒有勇氣寄出，稿件是由我丈夫送到《昆侖》編輯部的。很快，我們收到了編輯部主任的來信，說是‘被這種宏大的氣魄，沈重的主題所震撼。’但到我去了編輯部時，編輯們幾乎不相信是我的作品，直到深談之後，才確信不疑，因爲我對書中的生活太熟悉了。作家其實是很難驗生活的，而是應該就在生活之中。

　　“高原的生活與醫生的職業，看來對于你的創作都産生了內在的影響。”我歸納說。“是的，”她說，“有人評論說我的作品逼近生命的本質，這大概與醫生的職業有關；此外，我不喜歡劍拔弩張，花拳繡，這與我在西藏的經曆有關。這種經曆，不僅是那種艱苦生活對我的磨練，而且是它的那種‘大象無形’，不自主地被它塑造。我在文中使用比喻的動機，是盡可能生動而甯靜地傳達我的思想。語言是一個個鏈子，讓讀者與我並肩而行，抵達彼岸。”

　　談到文學諸種裁的問題，畢淑敏含蓄地說：“散文是血寫的，小說是寫的，詩歌是骨髓寫的。”這話說得近似格言，不知是她的即興發揮，還是平日的總結。對于讀者來說，知識階層喜歡她的散文，普通讀者感動于她的小說《紅方》，期待著她的小說新作問世。

　　畢淑敏所在的“有金屬總公司”在機構改革中解散了，談及這個問題時，她說，總公司改爲“有金屬管理局”了，不過，一切工作仍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下崗人員似乎更高興，所謂“天高任鳥飛”

　　吧。我的感覺也一下子有了：近幾十年的中人從年輕時分配工作到老時退休，始終見到的是同樣的幾個面孔，白天在班上見，晚上飯後散步還要見，直到死了追悼會還是這幾位，實在是不漫。這也大概是中缺少真正的詩人的原因吧！中需要著一種新的社會構成模式，首先，需要舊的模式的打碎，需要人們忍受對于打碎的陣痛。畢淑敏的長篇新作，就是表現這一命題。

　　和畢淑敏聊到最後，又說起了比喻。畢淑敏的散文中爲什麼會有這麼多、這麼豐富的比喻？她說：“現代漢語的磨損度高，心靈的傳達，如果沒有新穎別致的手法，很難抓住讀者。而每個作家的手法又都不盡相同。譬如魯迅喜歡使用單字，‘排’出幾個大錢什麼的，給人以生澀瘦硬的感覺。而我則喜歡一種溫暖、平緩的感覺，喜歡把毫無關聯的事情關聯起來。有一段時間，甚至強迫自己進行這種聯想，如同你所批評的那樣，像是吐魯番的葡萄，有時會擁擠成方的。這就是‘過猶不及’了。”“大概總要經曆由‘不及’，譬如我等這樣的，很少或很難使用比喻，發展到‘過’，以後再到‘及’吧！”我說。

　　畢淑敏文章中充滿了比喻，但在談話中不太使用。只是有一次在電話中聊起了文風的問題，當時，我以“木齋”的筆名寫了一篇《越不懂就越仰慕》的文章，批評文壇的晦澀文風。她平靜地說：“文壇的晦澀，其實就像是行業的行話，或說是黑話。我當醫生時口碑較好，並不是我的醫術好，只是我不用行話來嚇唬患者罷了。”

　　現在一想，還是用了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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