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像革命一樣鬧得轟轟烈烈的文學的時代我以爲已經過去了，因爲這革命也已經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澀、一種乏味，無聊乃至于反胃。 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 其所以轟動，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擊，或被捧場，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種工具、一件武器、一個靶子，以至于克喪失了文學的本。

　　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他人可聽可不聽，可讀可不讀，既不是爲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爲偶像來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衆或政治勢力的敵人。之所以有時竟跟著作品受難，只因爲是他人的需要。當權勢者需要製造幾個敵人來轉移民衆的注意力的時候，作家便成爲一種犧牲品。而更真不幸的是，弄暈了的作家竟也以爲當祭品是一種光榮。 其實，作家同讀者的關系無非是一個人同另一個人或若幹人彼此不必見面，不必交往，只通過作品，精神上的一種交流。作者本不對讀者負有多少責任，讀者也不必對作者有所苛求，讀與不讀全在于自己的選擇。

　　文學作爲人類活動尚免除不了的一種行爲，讀與寫雙方都自覺自原。因此，文學對于大衆或者說對于社會，不負有什麼義務，倫理或道義上的是非的裁決其實都是好事的批評家們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並無關系。

　　這種恢複了本的文學不妨可以稱之爲冷的文學，以區別于那種文以載道，抨擊時政，幹預社會乃至于抒懷言志的文學。這種冷的文學自然不會有什麼新聞價值，引不起公衆的注意。它所以存在僅僅是人類在追求物慾滿足之外的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 這種文學自然並非始于今日，只不過以往主要得抵製政治勢力和社會習俗的壓迫，現今還要對統消費社會商品價值觀念的浸婬，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誠然，這樣的作家較之他的作品還更多一層困難，因爲作家倘從事這種寫作顯然難以謀生，不得不在寫作之外另謀生計。因此，這種文學的寫作就其本身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奢侈，一種純然精神上的自我滿足。不過，一個社會再怎樣繁榮，同得有聲有，倘竟容不下這種個人的精神活動，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曆史並不在乎這種悲哀，只記錄人類的活動，或者也並不留下記錄。這種冷的文學能有幸出版而流傳在世，只靠作者和他們爲數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這樣的例子。他們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別說造成什麼文學運動，或成爲社會的明星。這類作家大都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和夾縫裏，埋頭從事于這種當時並不指望報價的精神活動，不求社會認可，只自得其樂。

　　近一個世紀的中文學則被政治和倫理的是非弄得疲憊不堪，又落進種種的主義，即所謂意識形態與創作方法論爭的泥坑中難以自拔，其實同文學都沒多大關系。作家只有遠遠逃離這些沒完沒了且言不及義的論戰才能自救。文學創作本是一種孤獨的事業，是任何運動和集團都幫不上忙的，只倒過來遭到扼殺。作家只有作爲獨立不移的個人，不隸屬于某種政見集團和運動，才能贏得徹底的自由。

　　這並不是說作家就沒有自己的政治態度和社會倫理的觀念，總受到政治和社會擠壓的作家自然也有話說，盡可以作演說，發宣言，大可不必都攪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去。就文學創作而言，即使言及政治與社會，我以爲與其說是“幹預”不如說是“逃亡”更爲恰當，以此來抵製社會對自身的壓迫和作爲精神上的某種排遣。因此，我又以爲，作家的位置最好置身于社會的邊緣，以便靜觀和內省，才能潛心于這種冷的文學。

　　問題恰恰是，中社會一百多年來連綿不斷的戰爭、革命、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把全民族的知識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說都卷了進去，迫使作家們不是充當鬥士，便是無以維生，民也好也好未曾救得了，卻往往先把身家命葬送掉了。而這種冷的文學則只有先逃難政治和社會的壓迫，生計得以保障，才有可能。這便是中現當代文學難以冷下來的緣故。所以說，冷的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學，是一種不被社會扼殺而求得積神上自救的文學。我又以爲一個民族倘竟容不下這樣一種非功利的文學，不僅是作家的不幸，也表明這個民族精神上足夠貧乏的了。

　　爲此，我主張這樣一種冷的文學。

　　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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