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評《命運》以及對它的討論上一小節]撈“外快”才設關卡的，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四人幫”玩弄“走後門”的伎倆，目的是結幫篡，是他們實行法西斯專製主義的手段，所以當她聽到沈家友收下手表仍然剝奪志強上大學的權利的消息時，如雷擊頂，沖著沈家友嚴厲責問：“上面？哪個上面？毛主席說啦？”——她這時才清楚地看到，沈家友不是毛主席的人，他這一套完全是違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終于，在極度的忿慨中，她被“四人幫”迫害死了。這是真實的生活情節，真實的格描寫，又是震動人心的一場鬥爭！“述評”說“走後門”敗壞社會風氣，破壞群關系，埋沒優秀青年，毀滅的教育事業；《命運》則把這一生活現象加以集中，造成強烈的矛盾沖突，“四人幫”的“走後門”和人民群衆在“走後門”問題上同“四人幫”展開的激烈鬥爭，不僅使讀者看到了無産階級的敵人怎樣毀滅的教育事業，而且還讓我們在大的慘死中認識到在某些部門竊取了生殺大權的“四人幫”的凶殘程度。這還不夠典型嗎？這還沒有反映時代鬥爭的本質嗎？這是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汙蔑和對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實質的歪曲嗎？這是讓勞動人民個人命運同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相離嗎？不，不是的。《命運》用生動的形象再現了全人民都經曆過的嚴峻時光，有誰不爲之感動呢？

　　其次，小說正是用簡潔的篇幅表現人物的相互關系，揭示兩個階級的嚴重對立和火不容。但是這種描寫完全抛棄了“四人幫”虛張聲勢、玩弄概念，說空話、假話，用形而上學的框框套套拼湊的幫文藝格式。比如小說寫沈家友厭惡堅持又紅又專的志強，可是等到大疊了手表，這個家夥又不得不應付一下，直到志強考了高分，這才心慌起來；沈家友正苦心想法再次卡掉志強的時候，“四人幫”樹“白卷英雄”消息傳來，作者特地安排了招待所打牌壓寶的典型環境，終于露出了這個家夥的反革命面目。特別應當提及的是大送手表的細節，小說先沒有說明大送什麼，而是叫沈家友把餅幹盒塞給施大，這才露出了手表。那麼，把手表放進餅幹盒是大所爲，還是沈家友幹的？小說並沒有交代。但是從沈家友拍縣委負責人馬屁、急著爬上去再把縣委負責人打成“走資派”這一系列卑劣活動看，手表是沈家友放進去的。可是當施大當著沈家友的面提出這件事時，沈家友卻用“革命者”的口氣說：“他的，搞什麼名堂！總想走後門。”小說讓“四人幫”爪牙責備大“走後門”，而大生前終于無法申辯自己的怨屈，她含著怨恨沈到“四人幫”掀起的“走後門”的反革命惡之中。後來，志強在粉碎“四人幫”後考上重點大學，全廠工人同志十分高興但又無限深沈地說；“哼，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幫’，改革了大學招生製度，他志強能有這麼好的命運？”這就是《命運》所展示的現實。在這裏，作者把自己對“四人幫”的憤怒與憎恨，把對無限的熱愛與崇敬之情，全都化成自自然然的生活畫面。寫革命人民，寫反面人物，都保持現實生活和階級鬥爭的特定形態，也就更能密切作品與讀者的實際感情。讀者相信：只有這樣寫，才能顯示文藝作品的真實感，反映出鬥爭生活的本質特征。

　　第三，要正確地理解文藝作品，那就要求我們用實事求是的態度理解生活。鄧副主席最近在全軍政工會議上精辟闡述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時說：“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系實際，是否善于總結經驗，針對客觀事實，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小說《命運》選材、結構，描繪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現人物的相互關系，揭示主題，我看都是從實際出發的。在評價小說上出現的意見分歧，恐怕關鍵的問題在于，某些同志至今還看不清“四人幫”給家和人民造成的極其嚴重的摧殘和破壞這個最大的事實，因而讀到《命運》描寫的生活場面，不願相信，也接受不了。同時，也不要否認，個別同志至今可能還殘留著對“四人幫”搞的那套假左真右的東西的糊塗認識，其實這又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四人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流毒和影響遠沒有肅清。此外，“四人幫”那一套形而上學的理論的流毒和影響，在一部分讀者中也仍然存在。比如某些同志一看到革命文藝描寫了正面人物的複雜格和心理活動，他可以絲毫不加分析，就認定這是醜化工農兵。某些同志爲什麼不看看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有多少善良的革命家長，爲了替子女爭取到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本領的權利，在“四人幫”的婬威下，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大量血汗錢打通“推薦”關節，但終于又一無所獲甚至弄到債臺高築、艱難竭蹶的嚴峻現實呢？我們不承認“走後門”是勞動人民的階級本，但卻從這歪風中，看到了“四人幫”一夥利用剝削階級意識，摧殘社會主義道德和的優良傳統，毒害人民，妄圖使中人民陷入虎狼當道、爾虞我詐的黑暗深淵，以便他們篡權複辟，把中重新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絕境去的反動謀。《命運》的作者正是這樣理解生活的，也是以實事求事的創作態度來理題材、確定主題的；作品的主要傾向和主要效果也證明是這樣。

　　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事物，文藝作品也是如此。《命運》不可能沒有缺點和不足，可是，不能把“小說表現出來的思想就是‘四害’橫行時，勞動人民的命運都是掌握在‘四人幫’手裏，他們只能是無力的掙紮，或者是悲慘的下場”的結論，強加在《命運》頭上。爲什麼？因爲作者的意圖並不是消極地反映“四人幫”橫行時期籠罩在我人民命運上的憂慮之感，而是把這個作爲歌頌和全人民粉碎“四人幫”的豐功偉績，歌頌中央撥亂反正、改革大學招生製度給教育戰線帶來明媚春天這個壯麗現實的陪襯、對比內容來寫入作品的。有的同志說得好：“這裏有施萍和志強的對比；有本人在粉碎‘四人幫’前後不同命運的對比；有兩種招生製度的對比”。其實，小說就寫了一個總的對比：“四人幫”那一套是把中拉向黑暗的世界；中央把中引向光明的世界。這就是《命運》所要告訴讀者的關于“命運”的全部含義。

　　《命運》的缺點主要表現在一個“淺”字上。人物描寫得淺，生活開掘得淺，語言運用得淺。

　　作者刻劃主人公志強，只注意寫他勤奮學習，刻苦勞動的品格，因爲是用“白描”手法，這方面的個塑造是簡潔有力的。但是，他作爲“三好”學生、“投筆從戒”的紅衛兵，“只要需要，他樂于在這兒幹一輩子”的優秀下放知青，“理論上和生産上都有一套”的“技術革新能手”、“先進生産者”，作者卻不讓他在激烈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場面中露面，即使志強發現沈家友推薦上大學的人，根本不是以毛主席規定的德智全面發展爲標准，而是靠“走後門”這樣嚴重的路線是非問題，作者也一筆帶過，不見下文。革命的文學創作，現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作者的全部精力，應該是全力以赴地表現英雄人物在直接參加鬥爭過程中的鬥爭精神、我以爲就這個特定作品的基礎而言，志強可以表現出某些正面鬥爭的行動，以表現他能夠堅定不移地同“四人幫”鬥爭的一面。可是，大含恨死去四年了。志強卻默默無聲，這顯然是會使人物失去應有的光輝。但是這個缺點並不存在志強這個形象是不真實可信的問題。基于同樣的理由，施萍一家三個人物（包括未出場的施萍爸爸）都寫得較含混；師傅、志華格上似乎也是沈默多于鬥爭。

　　生活開掘得淺，主要表現在作品描寫的生活內容的瑣碎上。全篇故事發展做到了曲折多姿，但是在單一線的發展過程中平均使用了力量。同沈家友鬥爭應當是全篇的重點，然而卻讓志強離了，只有大和志華，而且還是輕描淡寫。特別是最後只交待了對沈家友的理，小說就草草收尾，實有虎頭蛇尾之感。但是必須指出，短篇小說的特點在于“以小見大”，怎樣“見大”？這是作家苦心經營一生的事。作爲希望，還是應該提出這個問題。

　　談到語言，我感到這方面的缺點同它的優點纏在一起，即：《命運》寫的是平常的人、平常的事，用的也是平常的語言，而且詞彙不多、不美，詞法變化不大。如果寫平常的人、平常的事，運用精美、含蓄、富有個的不平常的語言，讓人物都在個的語言中“活”起來，那樣的話，短篇雖短，卻可以給讀者留下深刻的、長久的記憶。

　　總之，我們迎來百花盛開、耀人眼目的文藝新春，《命運》作爲一朵新花，還是一篇較好的作品，它有缺點和不足，但不是政治內容上的原則錯誤，這就是我的意見。

　　（原載《安徽文藝》197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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