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文藝作品必須堅持典型性和真實性——對《我應該怎麼辦？》的一些意見上一小節]，然而有我們偉大的在，有偉大的人民在，對他們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止，天安門廣場爆發的偉大四五運動，正是這鬥爭的集中現。即使在那黑雲壓城城慾摧的時刻，人民也沒有失去信心，有的領導，人民的團結一心，黑暗只是暫時的。同時，不管“四人幫”打出怎樣“革命”的旗號，把億萬人民衷心追求的真理和美好目標歪曲、糟蹋得不成樣子，人們仍然堅信社會主義好，堅信無産階級專政不可少，堅信共産偉大、光榮、正確，堅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必勝。不管當時的空氣是多麼壓抑、低沈，人們仍然相信社會主義的中會奏出自己的最強音。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我應該怎麼辦？》吧。主人公薛子君，是作者選中的一個與世無爭的青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搖派”。這樣的人物，當時是存在的。但是，她不問政治，政治卻在找她，實際上她已經被卷進運動當中了。丈夫和姑母被迫害致死，自己也走投無路，險葬魚腹，怎麼逍搖得了呢？作爲個人，她可以對現實無可奈何，誰也不會強求她單槍匹馬地去反抗。不過，她總該有反抗的願望吧！然而，在作者的筆下，她原先是“美好的願望被扯得粉碎”，現在則更加麻木絕望、萬念俱灰，投江遇救後，活生生的現實並沒有使她覺悟，反而“對這場政治鬥爭的複雜背景，我沒有去深入思考過。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我現在所關心的是我的孩子如何生活下去。”在和亦民結婚後，她又滿足于眼前的“和諧幸福”，“把整個的心，全部的熱情都交給了亦民”，甚至唯恐前夫的“痕迹”會給孩子的心靈留下“傷疤”，直到李麗文重現之前，她早已忘記了過去的仇和恨。這樣一個渾渾噩噩的人物，我們怎麼能承認她是一個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形象呢？

　　至于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則更加令人遺憾。薛子君投江前後，幾乎未遇一個好人。飛揚跋扈的專案組長、清查辦公室負責人，是“四人幫”勢力的代表，自不必說。接著我們又看到：新來的房客“砰”的一聲把她關在門外；共事多年的設計組負責人喟然一歎，假意寒暄；投江後醫生和護士又堅決地把她逐出醫院；街坊組長幸虧是亦民的姨，否則難保不去揭發。一個個都是那樣虛假僞善，冷酷無情，明哲保身。難道這就是七十年代我人民群衆的縮影嗎？這裏，我們不僅看不到中共産的真正代表者，連敢于鬥爭、頑強不屈、誠懇熱情的中人民的基本格都沒有了。不錯，小說的後半部分對唯一的好人劉亦民作了褒揚的描寫。但是，在救人的前前後後，也看不到他究竟有什麼樣的思想基礎。面對那一大堆“芸芸衆生”，不免使人憂慮：假如投江的是個老太婆，而不是“美得太過分”的子君，會不會有人救？救了以後，子君如果不是“沒有摧毀”容顔，會不會受到那樣的照撫呢？

　　反映在“四人幫”高壓下的人民生活的作品並不少見。話劇《于無聲》既揭示了“四人幫”一夥的卑鄙、凶殘，也鮮明地表現了我們的和人民的力量。舞臺上一個強烈的效果就是：“真正孤立、虛弱的是何是非，而不是歐陽平母子。看後人們認識了這樣一條規律，壞的只是一小撮，他們早已人心喪盡、衆叛離，等待他們的只能是人民的審判和曆史的懲罰。這就是曆史的真實，社會的真實。然而，《我應該怎麼辦？》卻只能使人得出相反的結論：在“四人幫”的婬威下，出賣靈魂的壞人多，堅持原則的好人少。等待七十年代中人民的只能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任人宰割，死路一條。這不是對曆史的篡改、對事實的歪曲又是什麼呢？

　　我們堅信，只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以唯物史觀正確地觀察、認識社會，我們的藝術家就一定會創作出反映和人民真實面貌的好作品來。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載《作品》197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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