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四合院的悲戚與文學的可能性上一小節]我們還是來看一看北京人。每一位留意當代北京生活的人都不難感受到，在現代與傳統中掙紮的北京人，其情感呈現出較之從前更加豐富複雜的內涵，其表現形式也愈發生動。北京人對生活的幽默態度是人所共知的。這幽默的産生，大概和這裏集中了落魄的皇族，他們在身世的浮沈中喟歎人生卻又不失優越感，所以便有了幽默和自嘲。在理想主義時代，這種生活態度幾乎銷聲匿迹，然而當代，又與四合院的悲戚一道回到了北京的引車賣漿者流中間。重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幽默形態，較之以前更爲發展了，發展爲一種對悲劇的現實采用喜劇理的方式，我們稱之爲“悲喜劇”方式。這方式從前並不是絲毫沒有。比如北京人說到“死”，他們說：“去聽蟋蟀叫去啦！”意即進墳地；他們說：“到煙囪胡同去啦！”意即進火化爐。過去還有一個相聲叫《寶炕》：一個人聲明他家雖然缺少糧，卻無饑腸辘辘之虞，因爲他家有一“寶炕”。“寶炕”的秘密就在于它一頭高，一頭低，當餓了的時候，可將腦袋置之低，下身置之高，可以免去腹饑之擾。這些，都是北京人情感方式中具有悲喜劇因素的證明。不過，北京人的悲喜劇感，一直被中文化中的責任意識所製約，所以沒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最傳統的北京民謠，這民謠的産生本身，就是一出充滿了悲劇彩的喜劇。大家或許知道，舊北京常有一些行乞者，手裏拿著兩塊牛胯骨，一邊敲，一邊唱，唱完了，伸出牛胯骨，讓施舍者把錢放在上面。應該說，這是人生最悲慘的一幕了吧？而唱民謠的乞丐，唱的卻是歌頌四合院的順民哲學的“太平歌詞”。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要飽還得吃家常飯，要暖還得穿粗布，知冷知熱還得是結發妻。勸君一句，甯屈死也別作告狀的……”過去的北京人只能從這安貧樂道的哲學中尋找到崇高感，是不可能發掘其中的悲喜劇意味的。而現在，當四合院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劇烈震蕩的時候，北京人的情感方式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用喜劇形態理悲劇，已經成爲了北京市民表達情感的重要方式。最近我聽到一位老人罵他那只知賺錢的兒子：“你別賣菜了，快開包子鋪吧，開肉鋪也成！你爹快死了，你好把你爹當豬頭肉一塊一斤賣了呀！沒事兒，那會兒我也不怕疼了！疼怕什麼呀，您先富起來要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報紙上時髦一時的口號。這語言裏運用了反諷。聲明自己甘當“豬頭肉”，這幽默得近乎殘酷。悲戚的四合院，在不知不覺中，已將自己的幽默變成了黑。關注著人類文明進程的文學，當然不可避免地關注著這種情感，同時也包括了表達這種情感的方式，從而獲得文上的啓迪，用以顛覆陳舊的、令人乏味的審美定勢，爲讀者開辟新的審美天地。

　　談到文問題，我還想談一點看法。應該坦率地承認，近年來，中文學特別是小說創作，已經失去了八十年代初的“轟動效應”，失去了不少讀者。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了商業文化的沖擊，電視對讀者的爭奪等等。然而，作爲一個小說家，我以爲也不妨對文學本身作一番反省。我們的小說家們過于關心自己身上的羽毛是否眩目，他們不太關注自己對人類文明進程的責任，因此，勢必走向情感的蒼白和文的玄妙。矯揉造作的文嘗試無法給讀者帶來審美的愉悅，也就無法真正顛覆讀者的審美習慣，那麼，它只能爲讀者所顛覆——讀者把書本扔到了一邊，他甯可去看卡通連環畫，看通俗小報。我自認爲我的看法和那些反對文學創新、反對文變革的見解毫無共同之。在中文壇上，持那種見解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也拿著“看不懂”、“看不下去”的棍子掃來掃去。但我不能爲了怕人把我和他們混爲一談而回避反省。一個好的小說家，也應該是一個文家，這是一位中批評家的話。我想，應該在“文家”的前面加上“成功的”這樣一個限製語，免得那些糟糕的小說家們個個來搶“文家”的帽子，用更糟糕的文進一步嚇跑讀者，讓文學的日子雪上加霜，愈發尴尬。

　　在討論“現代人與文學”這樣一個題目的時候，我以爲加上這樣一段反省是必要的。文學需要觀照它所面對的時代，也需要觀照它自己。觀照它自己的時候，需要觀照它對人類文明的責任，也需要觀照它自身形式上的魅力。

　　文學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這樣的結論是不難得出的。

　　謝謝。

　　（本文系作者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日本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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