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展先生是複旦大學中文系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學者，解放前長期任系主任。當我跨入複旦中文系的大門時，陳先生早已做古。而且即便在，照年齡計，他該是我的祖父甚至曾祖一輩。他活著的時候，我的師輩便以能見到他爲幸，我等後生小子無緣謀面是情理之中的事。

　　進複旦後，同學們議論起中文系的先賢時，說得最多的是陳子展先生。其實，與子展先生同時的複旦中文系先哲還大有人在，如衆所周知的陳望道、郭紹虞、朱東潤、蔣天樞等老先生就都曾是子展先生的同事，論名氣威望，他們並不輸于陳先生。推測起來，吸引大家的應該是子展先生種種與“狂”相關的趣聞、轶事吧。

　　我第一次見賈植芳先生，告訴他我是湖南長沙人時，他瞪著一雙銳利、機智的眼睛，表情嚴肅的對我說：“湖南人？陳子展是你們湖南人，你知不知道？典型的湖南人啊，耿直剛硬，是個狂士……”以後我每次去見賈先生，他總要深情款款地跟我聊到子展先生。

　　據賈先生回憶，五十年代初“院校調整”時期，上面要調陳子展到安徽大學去，子展先生怒而不從，一氣之下，准備將自己的藏書一古腦送給家門口擺攤的小販，讓他拆了當廢紙，去包花生米。並說以後不再讀書，回湖南老家釣魚去。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後，蓄起了長長的胡子，當時他住在上海市中心，屬蘇州河南岸，複旦地市郊東北，屬蘇州河北岸，他發誓不給他平反他就不刮胡子不過河等等。想起子展先生當年不合于時，敢言敢行的音容風姿，實在是令人神往不已。

　　說到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也難怪他不服。他是複旦唯一一個沒有“右派”言論的“右派”，而且是“右派”中規格最高的一類——“極右分子”。在大肆鼓勵知識分子大鳴大放的年月裏，子展先生沒有發表過一篇關于時事政策的文章，也沒有參加過一次集組織的學習討論會。他離群索居，呆在家裏，連課都不去學校上。其實，子展先生原來並不是個不問世事，只鑽研學問的書呆子。他三十年代曾在《申報·自由談》《人間世》等刊物上發表過大量生動犀利、針貶時弊的雜文，其中《安內乎？攘外乎？》一文尖刻辛辣地諷刺了民反動派賣投降的醜惡行徑，鮮明反映出了一位憂憂民知識分子的正義感與道德良知。在抗日戰爭中複旦內遷重慶北碚時，子展先生與陳立夫、陳果夫控製的cc系鬥爭得很激烈，以至聽命于cc系的學校領導想要解聘子展先生。然而，當曆史進入一個人人歡呼雀躍，人人都忍不住要有所表現的新時代、新社會時，子展先生卻開始沈默了。按理說，這是生“狂味”十足的子展先生展示自己“狂態”的大好時機，並且當初的代表、即後來的委書記也頗重視子展先生，自登門拜訪，請他出山。但是，他不肯，理由是：共産困難時，我理應出力相助，現在共産情況轉好了，願意幫忙的人多的是，我也就不湊這個熱鬧了。

　　但原因真是這麼簡單嗎？我在子展先生三十年代發表的一篇名爲《正面文章反看法》的短文裏，讀到了這樣一段話：“總之我們讀書做事做人，都不可認真一面，正面文章之外，須知有一個反面在。倘若你太認真一面了，小之則蒙不慧之名，大之則有殺頭之禍。”我真忍不住要猜測，難道五十年代的陳子展已窺破了他那位偉大同鄉的“引蛇出洞”之計，這才抱著凜然出世、隔岸觀火的態度嗎？

　　看來，子展先生的“狂氣”並不是來自他恃才傲物因而激進的天才異禀，而是一種洞明世事、憂患人生的“佯狂”。

　　解放後的子展先生明顯地沈寂下去了。報刊雜志上很難再找到他的奇文精論。當然，最顯著的變化是他從近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轉到了上古詩歌的研究領域。新文學家曹聚仁先生事隔多年還滿含惋惜地回憶：“一九四九年冬天，陳子展從北京出席‘文代大會’回來，他對筆者說：‘北京的朋友們，都要我把近三十年中文學史重新寫過。’他所說的重新寫過，是要把一九二七年以後中文學界的動態補充起來。這件工作，我相信陳氏一定能愉快勝任，因爲他熟于文壇掌故，而他自己的新舊文學修養，也足以使他有高度的欣賞能力。我們看了他那部《（最）近三十年中文學史》，就可以知道他的史識、史才足以擔當的。不過，我們等待了幾年，並不見他的新編中文學史出來……。”（見《文壇五十年》379頁）其實，只要想想王瑤先生和他所著的《中新文學史稿》所經曆的坎坷不幸遭遇，就沒人會有這樣的遺憾了。而且人們反而會爲子展先生的放棄和轉向深感慶幸，並不得不佩服他的聰明與機警。他實在是當時屈指可數的深刻了解了中社會曆史與現狀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是在用“狂”來堅持自己這一份可貴的清醒與清白。因此，他贏得了時間，在同代人忙于熱火朝天地炮製批判文章或戰戰兢兢地編織檢討報告時，子展先生卻創作出了現代學術史上的驚人之作——《詩經直解》與《楚辭直解》。

　　這是兩部凝聚了子展先生幾十年心血的大書，他自謂：“一生微尚所在，初亦唯此二書。”但這兩部書並不是純粹的學術著作，也就是說並不僅僅是爲學術而學術。子展先生用“直解”——以歌釋歌，而不用常規方式來诠解《詩經》和《楚辭》就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敬重他的人會稱這是他學術上的創舉，嚴謹死板的人則會指責他擾亂了學術規範。子展先生並不在意自己的方法是獨創還是失範，他所注重的僅僅是歌這種形式，他要用歌來唱出他對家、社會、人生最熾烈、最深沈的愛。他注《楚辭》“悲憂窮戚獨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一段時，滿懷深情地唱到：“悲憂窮蹙啊獨居空廓！那美好的一人啊心裏不悅。去鄉離家啊來做遠客，遠哉逍遙啊今後哪裏停歇？”這不正是子展先生彼時身世境況、苦悶心情的逼真寫照嗎？

　　子展先生越來越沈默了，昔日的“狂姿”似乎一去不複返，一絲痕迹都沒留下。但他始終是個富于魏晉風度的狂人。魏晉雖然是個黑暗專製的恐怖時代，但總有一幫士子懂得狂，也欣賞狂。所以阮籍、嵇康痛快淋漓地醉了、死了，還能夠青史留名，流芳萬年。可子展先生的狂，甚至因狂而獲死，又有多少人會認同而激賞呢？最大的可能大概是背上個“自絕于人民”的惡名。狂士也需要有個應和，最起碼應有無數沈默的知音，然後因他的發聲與動作，才會激發出最美妙的生命絕響。子展先生是獨一無二的狂士，他沒法泯滅自我來保持沈默。真誠熱烈的狂士之心時刻在他的心房裏跳動，生命的激情分分秒秒都在他的血液裏洶湧沸騰，他渴望展示而無法展示，他渴望傾訴而無人可訴，他忍耐不住唱起來了，他在寂寞中，在被人遺忘的角落裏盡情放聲歌唱，他帶著無限的渴慕與敬仰歌唱著神聖的知識、高貴的生命……

　　一九六○年，陳子展成了複旦首批摘掉“右派”帽子的教授。這要歸功于五十年代末一位中央高級領導人的滬地考察。子展先生是我最早接受馬列學說的少數知識分子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湖南自修大學期間，與早期的共産人有過密切的交往。一九二七年秋天，共産境最艱難，許多員紛紛時，子展先生加入了中共産，謝覺哉是他的入介紹人。後來因爲種種原因，他與組織失去了聯系，解放後成了非人士，他也沒再申請過恢複員身份。不過共産的高級幹部中仍有不少他的好朋友，可他從不向人提及自己的這些關系，也與那些高層朋友斷了往來。那位中央領導也是子展先生的老朋友，他並沒有忘記陳子展，來滬後，提出要見見陳子展，有關部門卻支支吾吾地道出了陳子展身份的“不便”。這位領導要來了子展先生的材料，閱罷大怒說：“這樣的人怎麼會是右派？”于是，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就這樣迅速被摘掉了。

　　有人歎惜說，如果子展先生早點說明他的社會關系，到上面走走路子，也許不至于冤裏冤枉地背三年“右派”黑鍋。這些人的好心與善意不難理解。然而仔細想想，子展先生的“右派”是當定了的。否則，陳子展便不是陳子展，他的狂也就失去了任何實質意義與價值，而成了一種虛僞做作的姿態，那真是名副其實的佯狂了。

　　子展先生晚年恢複了榮譽。他依然閉門謝客，與世隔絕，潛心于學術研究之中。他自稱自己的學術是“不京不海不江湖”，懂得了他的學術，也就懂得了他這個人。反過來，懂得了他這個人，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學術。子展先生去世時年九十二歲，臨終遺言：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告別儀式，骨灰抛到海裏去，他懶得再與世人羅嗦，只求悄無聲息地離開這個並屬于他的世界。

　　子展先生生前用過不少筆名，其中最能展現他精神風範的是“湖南牛”和“楚狂老人”兩個。按長沙方言裏的意思，“牛”不僅有穩重、踏實的含義，更多的是神氣、倔強等精神氣質的象征，同屬“楚狂人”的形象。

　　前年這個時候，複旦大學中文系召開了“紀念陳子展先生百年誕辰座談會”，筆者有幸在內旁聽了衆多專家學者們對子展先生學術功績和道德文章的緬懷追念。最令我深受觸動的是一位中年學者的感歎：“如果知識分子都能像陳先生那樣，就不至于是今天這個狼狽樣子，總被人指揮來、指揮去了……”

　　的確，像子展先生那樣的“狂人”愈來愈難見到了，難怪大家總是不忘陳子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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