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出現了一批以中日友好爲題材的小說、戲劇、電影和電視片。這些作品中有一些比較真實地描寫了中日兩
人民友好交往的曆史和現實，使人受到感染和激勵。可是，有的作品卻使人看後很不舒服。我覺得，《最後一幅肖像》就是這樣的作品。
《最後一幅肖像》原是短篇小說，之後改編爲電影文學劇本問世，然後又拍成電視片在全播放。其主要情節是：抗日戰爭末期，一個“畫家”出身的日本憲兵隊長平三郎，在審訊被捕的我軍兩個偵察員（一男一女，兩位畫家）宋欣和米麗時，威逼他倆在兩小時內各爲他畫一幅肖像畫，畫得好的可以活下來，另一個就要被槍斃。他把這叫做“錄取生命的考試”。宋欣、米麗爲了能把情報（且不論這情報有多少實際價值）送出去，屈辱地接受了平三郎的活命條件。結果，米麗慘遭殺害。三十余年後，宋欣（改名宋來雨）訪日，巧遇早已悔罪的平三郎，于是，“最後一幅肖像”便成了中日友好的象征。
雖然作者的創作意圖是要頒揚中日友好，但是給人留下的印象卻是美化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平三郎那樣戲弄、侮辱我軍偵察員，爲的是使自己手中的獵獲物經曆長時間死的恐怖之後，才一口一口地去吃掉，以滿足他的“最高精神享受”。他在下令槍殺米麗時還狂嗥著：“大和民族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雖然，作者是想揭露一個嗜血成
的法西斯分子的罪惡，但卻用了並不太少的篇幅對平三郎的不幸遭遇（哥哥在侵華戰爭中被打死，本人失去雙臂，妻死子亡，戰後只剩下一個女兒）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對他的藝術天才和“溫文爾雅的藝術家風度”表示了欣賞，並描寫了他在審訊我軍偵察員時看到了自己過去的“正氣”，聽到殺害米麗的槍聲後神志恍惚並發現了自己喪失殆盡的“良知”等等。這大概是爲平三郎後來的覺醒和在戰後投入“反戰運動”找點什麼根據吧？似乎平三郎也是個戰爭的受害者，還是個正氣尚存、良知未滅的藝術家。這實際上是美化了這個法西斯分子。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當人類的命運
縱在少數寡頭手裏的時候，人們就象江河中的泥沙一樣，任憑洶湧的波濤把他們卷進無底的深淵而不能成爲自己命運的主人。”顯然，這個錯誤的論點是爲了替平三郎開
罪責的，但卻開不了；戰爭的幫凶和罪犯們，絕不是戰爭的受害者。
《最後一幅肖像》給人的另一個印象，是醜化了我軍戰士。米麗在被捕之後表現得十分驚慌和恐懼。平三郎以一個占領者的狂傲姿態，吹著《支那之夜》的口哨，輕佻地爲米麗作頭像素描，米麗竟任其擺布。宋欣一邊看著平三郎作畫，一邊還在心裏贊歎著他的藝術才能。尤其是我軍兩個偵察員接受了平三郎的“考試”，爲這個法西斯分子作肖像畫的情節（這是作品的核心情節），更是刺傷了讀者和觀衆的情感，傷害了我人民的民族自尊。雖然最後米麗把自己畫得好的一幅畫換給了宋欣，但人們還是要問：她事先並未打算而後來又有多大把握能把這幅畫換給宋欣？而宋欣看到米麗換過來的畫時，爲什麼不作任何表示，卻眼看著戰友被
死？在米麗被日本憲兵架出門時，宋欣撲上去緊緊拉住她的手，心裏想的卻是感謝她用這雙手“保衛了我的生命”，而不覺得可恥。這樣的理，雖然有一個堂皇的借口，就是要留下一個人活著把情報送出去；但作爲一個愛的中人、革命軍人、共産
員，在日本法西斯劊子手的面前，連一點民族自尊心都沒有了，還算得什麼英雄？！
作品最後對兩幅肖像的理，也是嚴重損傷了我們的民族感情的。米麗爲平三郎畫的“最後一幅肖像”，留在日本展覽；平三郎爲米麗畫的“最後一幅肖像”，交給宋來雨帶回中，而這兩幅肖像，無論怎樣解釋，都是日本法西斯殺人的罪證，都是中人民被屈辱的證明，怎麼可能會成爲兩人民之間友好的紀念和象征？！
文藝作品要反映生活，而不是編造生活。美化敵人，醜化自己，總是不行的。生活中存在的大家都應遵守的原則，文藝創作也應遵守。即使生活中有過宋欣、米麗這樣的人，但絕不是英雄；生活中也可能有平三郎這類雙重人格的人，但絕不是我們同情的對象。對于平三郎這類贖罪人物，我們是應該歡迎的；但若把他們作爲日本人民的代表，把雙手沾滿中人民鮮血的戰爭罪犯化作中人民的朋友，作爲表現中日人民友誼的主要內容來寫，就歪曲了中日友好的本質。對平三郎這種改邪歸正的人不咎既往，並不等于要爲他們過去的罪惡開，更不能借口“向前看”不分是非，抹去一切，向他們好友“企求”。隨著時間的流逝，中日戰爭的曆史將愈去愈遠，但曆史的面目並不會愈來愈模糊。只有在尊重曆史、分清是非的基礎上，著眼于未來，才能向前看，才能建立起真正平等的中日友好關系。
《最後一幅肖像》（從小說到電影文學劇本，又拍成電視片）爲什麼能在我們文藝界一部分同志中引起這麼大的興趣？爲什麼對其中存在的十分明顯的問題視而不見？這種創作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應該看到，在一部分同類題材作品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類似問題。真正好的，象中日合拍的電視片《望鄉之星》那樣比較真實反映了中日友好的曆史特點，感人較深的作品，爲數還不多。有些作品過多地描寫了日本人民的生離死別、妻離子散的悲劇。當然，日本侵華戰爭並沒有給日本人民帶來幸福；但是，如果我們的作品一部接一部的都是這樣寫下去，就會造成一種印象，仿佛戰爭加給日本人民的災難比中人民還要重，這就違背了曆史的真實。還有的作品爲了強調和平、友好，竟回避中日戰爭的是非，使人發生錯覺，以爲只要是戰爭，不管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侵略的還是反侵略的，都是不好的；似乎戰爭的雙方都要爲造成戰爭災難負責任，這就歪曲了中日戰爭的本質。
最後，由此聯想到一些寫臺灣回歸題材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類似問題。簡而言之，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往往被忽略：其一，中人民反對民反動派的幾十年戰爭孰是孰非，不可含混；其二，是臺灣回歸祖，而不是大陸“回歸”臺灣，不能顛倒，有的作品在表現今日臺灣民軍政人員在我統戰政策的感召之下，內部加速分化、思念在大陸的
人和盼望回歸的情景時，由于理不當，有時變成對民將領的無原則的歌頌，把他們寫成滿懷正義、憂憂民，對比之下，我們的幹部，反而寫得既無情又無義，這究竟是要誰回歸誰？這種效果恐怕也是作者們事先未曾料到的吧？
（原載《文藝報》198o年第11期）
……《一種值得注意的創作現象(胡士平)》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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