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一小節]始閱讀莎士比亞與關漢卿，並且學習英語。這時，高雲和我打算撰寫一篇聞捷詩論，高雲寫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關聞捷的資料，不久，厚英就寄來一封長信，密密麻麻地寫了4本練習簿，寫她與聞捷相識相戀，以及聞捷被迫自殺的過程，感情十分真摯。——這就是在厚英遇害後，由複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墳》。據厚英後來在她的自傳中說，因爲寫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調動起來，洶湧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動不安，時不時地自個兒流淚，不論在什麼場合。我覺得我還有許多感情需要傾吐，那些練習簿容納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練習簿寄給女友之後，我繼續寫起來。”這就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詩人之死》。

　　開始，她只是要在紙上傾吐感情，並沒有想到要出版，後來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勵，這才認真地修改起來，交付上海文藝出版社，列入了該社的出版計劃。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樣，准備付印時，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麻煩。還是因爲有人撬，而且弄到有權力者手，這本書就是不能出版。倔犟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討個說法，而社、局領導卻始終無法說出個正當的理由來。事情就這麼僵持著。這時，改革開放較早的廣東出版社聽說此事，卻打電報給厚英，表示願意出版這本書。但是，此書的糾葛尚未了結，上海文藝出版社聽說了這個情況，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貿然抽回，但她又不願拂廣東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趕寫了第二部小說：《人啊，人！》，這本書在當年（1980年）年底，就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說《詩人之死》，則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間仍少不了中人慣用的一個“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罷了。

　　其實，《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順利。上海“有關方面”聽說廣東要出版戴厚英的書，又是打電話，又是寫信，去加以阻止，好在廣東出版局領導和編輯們都很有法製觀念，他們認爲，戴厚英既然是中華人民共和的公民，而且還是大學教師，當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權利，現在出書的阻力那麼大，就應該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來。所以這本書從開筆到出書，還不到一年時間，在當時的出版業中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說，戴厚英寫《詩人之死》，是由于抒發中郁積著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現方法還是傳統現實主義的，那麼，《人啊，人！》的寫作，則是對人生經過認真反思的結果，在思想觀點上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由批判人道主義而宣揚人道主義，同時，在藝術形式上也吸收了許多現代主義手法。人道主義和現代主義，在當時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所以小說出版以後，一方面在讀者中大受歡迎，另一方面，也就被某些人抓住了“把柄”，成爲新一輪文藝批判的靶子。發動這場批判的當然是上海某些人士，由于氣候適宜，很快就推向了外地；不但進行思想批判，批判文章、批判大會、批判班子，應有盡有；而且還采取了行政措施，免去了她教研組長的職務，剝奪了她上課的權利。當時的壓力不可謂不大，但並沒有壓垮戴厚英。她認爲自己沒有錯，就是不肯檢討。如果說，以前她是聽命于上面的指揮棒，只不過是一架寫作工具，那麼，現在她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保持獨立的個了。而當她認准了一個道理時，她是決不會回頭的。她在她的散文中多次引用蘇轼的詞句：“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既表示了她要冒著風雨行進的決心，也表現出她對前途的憧憬。

　　畢竟時代不同了，群衆也有自己清醒的頭腦，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盲從，所以，批判的聲勢雖然造得很大，但同情她的人卻也很多：有本校的師生，有外面的讀者；有熟悉的朋友，也有素昧生平的好心人。厚英有一篇散文《風雨情懷》，就是寫兩位素不相識的女，在她最困難的時候，如何寫信慰撫她，而當她境一有好轉，就遠引而去。這真是偉大的情懷，也可見人心之所向。我們現在就將這個篇名作爲戴厚英散文集的書名，表示我們對這種情懷的贊賞。

　　廣東的朋友一直對厚英非常支持。爲她出書，給她提供養病之所，還邀請她到汕頭大學做客座教授，讓她受傷的心靈有一個休憩之所。

　　有趣的是，這種聲勢浩大的批判，不但沒有把戴厚英批倒批臭，反而擴大了她的影響，使她的名聲更大了。短短幾年之中，《人啊，人！》就重印10次，總印數不下于百萬冊；而且被譯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韓等許多語種。《詩人之死》也翻譯到外去了。這大概是發動者始料所不及的罷？

　　當然，厚英的影響並不能完全歸功于批判。重要的，還是她的作品敢于直面人生，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能夠啓人思考，所以才能與讀者心心相印。要不然，那幾年被批判的人著實不少，爲什麼有些人不能産生持久的影響？

　　厚英本來並不打算繼續寫小說，原計劃在寫了《詩人之死》之後，就重新從事學術研究。但出書的風波，批判的刺激，迫使她繼續把小說寫下去。對厚英的大規模批判有兩次：第一次開始于《人啊，人！》出書之後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汙”運動的1983年。以前的確有許多人被批判的棍子打問了，不再發聲，但厚英卻是愈挨批愈寫得多。還在第一次批判gāo cháo中，她就著手寫作知識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接著又寫了《流淚的淮河》三部曲的前兩部：《往事難忘》和《風輪流》，……從40歲開始寫《詩人之死》到58歲遇害，短短18年創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兩部散文隨筆集，半部自傳，還有一些未出版的遺稿。她的寫作不可謂不勤奮。

　　戴厚英不是那種玩文學的寫手，也不是顧影自憐的煽情者，她是一位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個貫穿的主題，就是對于人的呼喚，對于人格尊嚴的維護。這裏所說的人和人格，並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滲透在中人民生活中的具品格。因此，對于人美的追求，就必然與對社會醜惡現象的揭露和譴責聯系起來。這種揭露和譴責，決不是在中人臉上抹黑，而恰恰是作家愛情懷的表現。正如老作家蕭乾在他的悼念文章裏所說，戴厚英是一位“愛的鄉土作家”。厚英在內是一個尖銳的社會批評者，但在外卻維護中人的尊嚴，決不允許洋人或假洋鬼子對中的汙蔑，也不允許手握某種基金使用權的洋學者來耍弄中作家。我很欣賞《得罪了，馬漢茂！》這篇散文，它表現出一個中作家的骨氣。

　　厚英深深熱愛著她的家鄉，每年寒暑假都往家鄉跑，有著割不斷的鄉情。她關心著故鄉的一草一木，關心著故鄉人民的生活。她想在故鄉辦學，提高鄉的文化平，爲此她還曾草擬過一份《支援鄉村教育的計劃草案》。1991年，安徽發生巨大災，她知道後，坐臥不甯，立即到呼籲，發動募捐，並赴災區，參加救災工作。這些，都可見她對這塊土地愛得多麼深沈。

　　厚英晚年尋找精神上的依托，先是耽讀老莊，繼而鑽研《聖經》，最後是在佛典中找到了歸宿，並且做起居士來了。但她的學佛，並非看破紅塵的結果，倒是想進一步悟透人生。因而，她並沒有離社會，倒是對社會有著更透徹的了解。她還想寫很多著作，我相信她一定會比以前寫得更加深透。

　　但是，誰能料到，就在她的思想愈趨成熟的時候，她的生命卻戛然而止了。

　　她是被殺害的。殺害她的凶手是她中學老師的孫子，一個來滬打工，求助于她的鄉人。時間是1996年8月25日下午。與她一同被害的還有她的侄女戴慧。

　　一個因呼喚人的覺醒、因鼓吹人道主義而受到批判的作家，卻死在一個絕滅人、慘無人道者的手下，我們的社會應該作何思考呢？

　　1998年1月15日

　　于複旦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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