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藝術的生命在于真實上一小節]上了“最最最革命”的靈光圈，具有極大的欺騙與迷惑力。何況他們進校之初也確實製止了武鬥、實現了大聯合，而且他們的“經驗”，更是成爲全“清隊”的“樣板”。鑒于這種極其特殊的曆史條件，當時大多數師生不可能也不敢對他們的言行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這是一切悲劇的穩根子。奇怪的是，在小說中竟然連遲群之流的影子都沒有出現過，這還談得上什麼環境的真實呢？而沒有了真實的環境，人物也就成了“空中飛人。”

　　看來作者是在回避某種禁區，爲此，他顛倒了校內的階級關系，把當時僅是一個遲群之流的不自覺的仆從與走卒的汪子楊擡高爲外語系的主宰，“四人幫”的代理人，遲群之流則不見了，這符合曆史嗎？

　　也許有人會說，汪子楊不是終究變成了幫派骨幹了嗎？不錯，作者是這樣交待的，但那是好幾年以後的事。在小說描寫的那段時間裏，遲群之流正在學校裏“領導一切”，汪子楊是根本沒有資格參與系清隊領導大權的。這不僅因爲他連員都不是，更重要的是因爲他不久前還是個武鬥幹將，在遲群之流進校之初，他還須三番五次地痛哭檢討才能過關哩！按實情，倒是系大聯合副組長的彭喚濤更有資格。

　　也許有人會說，汪子揚既然是遲群之流的忠實打手，揭批他不就等于揭批了遲群們嗎？這須看他當時是否己成了遲群之流自覺的信徒，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須知遲群一夥搞的“清隊”，其目的固然是爲了迫害知識分子，進而篡奪權，但他們口頭上卻說是爲了“落實毛主席指示”，“打擊階級敵人”，“鞏固無産階級專政”。而方延丹、彭喚濤點名攻擊的“中央文革領導”當時還是“響當當、硬梆梆的無産階級司令部成員”。因此，大多數師生，包括汪子楊、金惠萍在內，都必然真誠地相信方、彭確實是貨真價實的“現行反革命”，可見汪子揚當時也完全有理由宣稱自己是在“誓死保衛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哩。

　　爲了暴露汪子揚的真實動機，作者剖析了他的惡劣品質：志大才疏，野心勃勃。這樣的人爲了往上爬，的確會不擇手段。當時在學生中也不乏其人。就這個意義說，汪子揚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但是，即使作者也不過說他當時的動機只是希望立功、入、分配一個好位置和從情敵手中奪取女。平心而論，這前三項本是每個學生夢寐以求的好事，第四項雖然卑鄙，但似乎還算不上是自覺入幫，盡管這是他野心膨脹的必然歸宿。可我們仍然要問：是誰不僅教會了他實現野心的手段，而且還給了他實現野心的機會呢？爲什麼要諱言他墮落的外因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之所以能橫行一時，就因爲他們給自己的極左路線披上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外，蒙蔽和毒害了不少青年，他們中的少數後來成了幫派骨幹。但是，正如多數人的覺醒要有一個認識過程一樣，少數人的墮落也須有一個演變過程，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是有意反的。准確地描寫這個演變的過程和根源，對于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幫”，正確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教育和挽救犯錯誤的人，都有很大的認識價值。小說未能揭示這一過程及根源，而是把汪子揚寫成了一個與生俱來的壞蛋。這樣痛快固然痛快，卻大便宜了真正的罪魁禍首——林彪、“四人幫”及遲群之流。

　　比較而言，金惠萍乃是小說中最真實動人，也是最令人同情的悲劇形象。可是作者對她的“叛彭投汪”顯然是譴責的。尤浦芳“爲她難過，爲她痛惜，爲她感到深深的羞恥”的心情無疑反映了作者的態度。在小說的末尾，作者還讓她自己感到“愧悔”，即是說，作者認爲她是不識明珠，自食其果。但這是不公正的。作者之所以會對她持如此嚴厲的態度，除了他念念不忘突出彭喚濤外，仍然是因爲他忽視了她所的環境。

　　任何人都不會懷疑金惠萍對彭喚濤的愛是真誠的，熱烈的。然而這一愛情缺乏牢固的基礎——共同的政治思想。這個俏麗妩媚、溫柔娴靜的姑娘對彭的遠見卓識那樣的驚慌恐懼，是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的。她的這種循規蹈矩、膽小怕事的政治態度，與其說出于她極端軟弱的天，不如歸因于她那極端軟弱的政治地位。我們還記得，她的父是一個小提琴師，在“文藝黑線專政”論與“血統論”猖獗的年代裏，她的境是不難想象的。這樣的“末等公民”當然是經不起風暴襲擊的。爲了永遠擺“狗患子”的厄運，求得安全可靠的前程，她不得不以自己僅有的資本——愛情作爲代價，在同學中尋找避風港，保護傘和靠山。狡猾的汪子揚正是利用這一點來引誘她的。對于如此可憐可悲的交易，我們能忍心責備嗎？

　　至于說到她在政治上“出賣”彭喚濤，那麼我們不應忘記：第一，當時在她和大多數師生看來，彭喚濤所支持的方延丹的上告信確實是反革命信件；第二，就當時的情勢看，金惠萍宣布同彭喚濤“劃清界限”的空洞表態乃是既保存自己又掩護彭喚濤的最好策略。如果彭喚濤能同她通氣，無疑也會指令她這樣做的。那樣的話，這篇稿子的提刀者就不會是汪子揚而是彭喚濤了，因爲它無損彭喚濤的一根毫毛。可惜整人經驗極其豐富的遲群之流絕不會蠢到上當的地步。借用小說裏的比喻來說在遲群這樣的嗜血魔王統治的地獄裏，一個人只要落進了血迹斑斑的角鬥場，那就絕不是虛晃幾槍即可以超生的。他必須竭盡全力地和自己的同伴、朋友、屬乃至愛人自相殘殺，直到有一方終于倒斃在血泊中爲止。政治上十分幼稚的金惠萍既己邁出了“劃清站”的第一步，遲群之流就決不會輕易放過她。他們必然會無休止地逼迫這個“知情人”“徹底揭發”“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苦口婆心”地“幫助”這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用“實際行動”來“報答和群衆對她的挽救”。而軟弱的金惠萍一旦踏上了“反戈一擊”的陡坡，就必然會身不由己地一滑到底。她不但會把彭喚濤有關“副統帥”的高論兜底抖出來，而且在那些立功心切的獄卒永不滿足的威逼下，她甚至不得不違心地簽署僞證，編造假供。即使是汪子揚也幫不了她什麼忙，且不說他根本無力左右關系的“清隊運動”，就算能夠，爲了鞏固自己的戰果，他也必然要千方百計地加深金、彭之問的鴻溝。事實就是這樣無情，但如果小說真的這樣寫了，我們又有多少理由去責備她呢？

　　環境的失真還表現在場面描寫和曆史細節上。例如：小說把那種人人自危的白恐怖下的批判大會的氣氛寫得那麼自由、輕松；方延丹臨終前問起彭喚濤時，尤浦芳競敢當衆爲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落網而“泣不成聲”；在九大以後還有“敬祝”、“寫請示”、“忠字舞”；汪子揚在對金惠萍“攻心”時竟演說了一番張春橋在一九七五年抛出來的“階級關系新變動論”等等。這些都是不符合史實的。

　　對于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來說，環境的失真和人物的失真必然導致主題的削弱，瓦解與變形。所以，作者主觀上是要歌頌歐陽平式的青年英雄，但是“三突出”的方法損害和扭曲了他的形象，結果在客觀上宣揚了“天才論”與“英雄史觀”；作者在主觀上是要控訴林彪、“四人幫”，但環境的嚴重失真轉移了批判的方向，結果在客觀上反而放跑了真正的敵人，減輕與開了他們的罪責。這可是作者所意想不到的吧？

　　藝術的生命在于真實。而任何真實的東西都是具的、曆史的、形象的。從抽象的公式、概念出發，用今天的標准去衡量、“改造”過去的事物，隨心所慾地虛構情節和細節，任意拔高或貶低人物，是決不可能創造出真實動人的作品來的。這就是《失去了的愛情》給予我們的重要啓示。

　　（原載《鴨綠江》1979年第7期）

《藝術的生命在于真實》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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