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創作《失去了的愛情》的點滴體會上一小節]的某些偏差。

　　作者的創作沖動，萌發于對他所要描寫的人物或事件的強烈感受。我們決心要寫《失去了的愛情》，正是基于生活中的彭喚濤和尤浦芳對我們的巨大感召。構思期間，我們逐一鑒別了我們所熟悉的每一個類似的“原型”，力圖把他（她）們的優秀品質集于一身。我們當時認爲，這就是典型化的過程；結果卻使他（她）們失去了鮮明的個。他（她）們或許比較“高大”，但不完全令人可。這就仿佛是一幅貝雕製做的人像，盡管都是選用閃光的貝殼鑲嵌而成，卻缺乏真人的質感。這個教訓是深刻的。它告訴我們，即使有一定的生活積累，但如果沒有精確的創作思想，也不會創作出有血有肉的典型來。典型化不等于類型化，更不能浮光掠影式地東拼西湊，而必須從特定的真實的生活原型出發，進行藝術加工。否則，只能寫出“這一類”，而不是“這一個”。

　　另外，我們還會到，作者固然必須喜愛自己所要描寫的人物，否則就不能通過自己的筆把這種愛傳達給讀者；但這不能是偏愛，這裏仍舊需要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巴爾紮克、雨果、托爾斯泰這些傑出的藝術大師，就他們個人的同情和偏愛來說，或許更多地是在貴族和保皇一邊，但當他們一旦讓這些人物在自己的筆下開始活動的時候，他們的批判又是最尖刻不過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爲，這是現實主義最偉大的勝利之一。這種寶貴的現實主義傳統，對于我們今天描寫英雄人物，同樣是值得遵循的。這就是說，必須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描寫自己所喜愛的人物，決不能由于自己的偏愛而把人物過于理想化乃至神化。

　　林彪、“四人幫”多年來大搞“造神運動”，給包括文藝創作在內的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帶來了災難的後果，我們也未能避免這種影響。生活中並沒有絕對純粹的事物。英雄人物也自有他的喜怒哀樂和暇疵之。文藝創作應當努力揭示英雄人物複雜而豐富的內心世界。對于讀者來說，他們更想看到的不是英雄人物的行爲結果，而是行爲的緣由和過程。只有令人信服地寫出這一點，才能使英雄人物具有真正的感染力量和教育作用。不然，只能是原則的化身和概念的圖解。今天看來，我們對彭。尤兩個人物的描寫，就有這樣的不足。如果說，對尤浦芳還有一些相對方面的聊勝于無的表現，那麼，彭喚濤則是太“純粹”了。正如一位評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彭喚濤“應該有他份內的弱點”。情節的發展也提供了這方面的余地。如他在准備去爲方延丹承擔“罪責”的時候，在他聽到金惠萍與他斷絕關系的時候，他都應當具有符合人之常情的種種表現。構思時我們也想到了，但在寫時卻又回避了。我們出于對他的偏愛，極力想表現他在危難之中的堅強，實則使他此時近乎“土偶木梗”，缺少血肉——偏愛變成了損害。恩格斯在讀過明娜·考茨基的小說《舊與新》後寫給作者的一封信中指出：“爲著公正起見，我應當找出什麼缺點來，在這方面，我想起了阿爾諾德。他確實是太完美無疵了。如果他最後從山上跌下來死了的話，那也只有說他太好了，不見容于這個世界，那才合乎文學上的勸善懲惡的原則。但是作者不應當過于鍾愛他的主人公，我覺得這一次您竟部分地陷入了這個缺點。愛莎雖然也有幾分理想化，卻還有一定的個。但是在阿爾諾德身上，個卻完全消溶到原則裏去了。”（《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一卷第6頁）恩格斯在將近一百年前講的這段話，竟也這樣切中我們創作中的問題。多麼值得我們銘記和深思啊！

　　如何確定金惠萍的格基調，是我們動筆之前長時間猶豫不決的問題。這並不是因爲缺乏這方面的積累，相反地，卻是由于我們所認識的遭遇過金惠萍式悲劇的人物大多，使我們竟一時不知選擇哪一個做爲“模特兒”更具有典型意義。

　　林彪、“四人幫”恣行暴虐，大搞人爲的“階級鬥爭”，造成了無數人間悲劇，在人們心中投下重重影，留下累累傷痕。遲群之流在北大，更是登造極。爲了揪出所謂各系“學生反動小集團”，他們居然喪心病狂地威逼利誘關系密的同學之間互相揭發，並把這作爲一種行之有效的經驗在全校大加推廣。正是在這種婬成之下，我們周圍出現了各種各樣“金惠萍”式的人物。她們有的違心就範，忍痛割愛；有的精神失常，胡咬亂供；有的憣然悔悟，“大義滅”，甚至不惜充當“眼線”，帶人到各系搜捕。面對這樣衆多的生活原型，我們經過反複的思索和鑒別，選擇了現在這個“金惠萍”。我們覺得，只有這個金惠萍，才能更強烈地渲染作品中那部分悲劇的彩。她必須有很美的個，有過很美的愛情，而只有美的事物遭到毀滅和摧殘，才能引起人們的同情，激發人們對惡勢力的仇恨。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她本來就具有一副告密者的靈魂，後來又心安理得地認賊爲，那麼她的格邏輯的發展，就不會同她所生活的現實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就不會有所謂的曆史必然同這種必然在實際上不可實現的矛盾，總之，就不會有足以撼人心靈的悲劇。

　　金惠萍是純真善良的。這是她的優點，也是她的弱點。在風平靜的日子裏，她的弱點也許終生不會給她帶來損害。她會得到幸福，也能給人以幸福，她是具有標准的賢妻良母素質的女。一個健康的、正常的社會，是不會毀滅這樣的好人的。她的悲劇，主要地不是她個人品質造成的，而是社會造成的。我們正是希望通過這個人物的命運，使人們從正面看取人生，揭露那個時代的暗面。

　　我們始終是懷著極其複雜的心情來寫金惠萍的。我們贊美她的純潔，同情她的不幸；即使是在寫她受到汪子揚的欺騙的時候，也力圖表明她這是在真心地向往革命，接受組織的挽救，保持信仰的虔誠。如果人們由此看到了她的善良，那麼，這正是我們的本來意圖。有的批評者承認“金惠萍是善良的，她應當得到人民的諒解和同情”，但又指責作者對她“沒有表現出最低限度的同情”，這頗有些令人費解。難道金惠萍的“善良”和值得“諒解同情”的形象，不是作者通過具有特定傾向的描寫表現出來的嗎？用肯定作者提供的藝術形象的方式來否定作者塑造這一形象的藝術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藝批評的邏輯？我們看不明白！

　　我們初學寫作，是一名成績很差的小學生。爲了幫助我們邁步，並不斷有所長進，廣大讀者、身邊的師友及《鴨綠江》編輯部的同志們付出了許多心血。我們深感能在今天從事文藝創作的幸福。我們不應辜負和人民的期望，認真學習，繼續努力，爲祖的文藝事業，貢獻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原載《鴨綠江》1979年第11期）

《創作《失去了的愛情》的點滴體會》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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