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懷著很大的希望來看短篇小說《“我的罪過！”？》的。但是，讀完作品，我不禁産生一些疑問，出于同作者、編輯、讀者同志共同分析、商討的態度，不妨和盤托出。

　　市文化館的劉煜在遭到了殘酷的折磨毒打後，爲了活下去繼續同那些人鬥，他製造“跳河自殺”的假現場，潛身逃到二百裏外的農村，直至粉碎“四人幫”後，他才回到家中，而妻子蘇颀已經改嫁了。讀者不能不問一句：劉煜在鄉下十個月左右的時間是怎樣度過的？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他長期蹲在殷大伯家，周圍的群衆知道不知道內情？粉碎“四人幫”雖然是曆史的必然，但究竟什麼時候能雲消霧散，一般的人還不可能推斷，難道一個心中奔騰著革命激情的青年就這樣消極地等待下去？天空中雲不散，他就永遠做“隱士”了？

　　小說中的女主角蘇颀“爲了膽小怕事，與世無爭”，“本來是個缺乏主見而感情脆弱的人。”劉煜，作爲她的丈夫，對自己妻子的格，以及她承受痛苦的能力，應該有個基本的估計。但小說竟讓劉煜最後說出這樣的話“……後來他（把殷大伯——引者按）要來告訴你，被我阻止了，唯恐你知道我還活著，無法裝出傷心的樣子，如果被他們看出破綻來，對你更會施加壓力，就只好讓你委屈著生活了。”一個真誠愛著自己妻子的丈夫，難道會這樣忍心叫她承受“失去”愛人的痛苦？事實上，劉煜假自殺而真逃跑後，姚群之流一直未停止對蘇颀施加壓力。好心的李二嬸奉勸蘇颀改嫁，“趁早離了劉家”，就可擺追查，這只能是善良的人們的心願。我不是指責“改嫁”，而是覺得把“改嫁”和“擺追查”湊在一起就令人不可信了。

　　劉煜“自殺”後，姚群之流逼著蘇颀讀“批判稿”。和劉煜中學時同過學、後來與劉煜、蘇颀成了鄰居的“書呆子”陳逸成，回到家來“終于憋不住了”，他不冷不熱地對蘇颀說：“在批判會上少罵幾句，強如哭得這麼傷心！”接著又“一甩袖子，生氣地跨出門去。”看來，他對蘇颀所受的委屈是不理解的，更不會想到和蘇颀的結合。這中間誤會消除的關節點在哪裏？作者沒有交代。劉煜“去世”六個月之中，陳逸成回避“瓜田李下”之嫌，不大到蘇颀門上來，爾後，“他們終于同意在慶節結婚。”這四個月的時間內，一個“失去”丈夫的女子，心中的痛傷尚未愈合，驚疑尚未解除，重新建立新家庭的感情要求能如此急趨上升嗎？如果說，這種感情要求可以諒解、同情，但小說結尾那種自然主義的理：劉煜回到家，蘇颀“搶先一步攔住他：‘先別進去！你聽我說’……”劉煜什麼都明白了，“他那微笑的臉頓時變得鐵青、飛快轉過身來，用責問的目光瞪著剛跨進門的蘇颀。”這又叫人怎麼理解呢？

　　我們的創作要堅持無産階級文藝的真實原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人物格的基調、對人物格發展的自身邏輯有個比較准確的把握，一方面需要清楚地了解同這個人物有關的社會條件和曆史條件，了解這個人物所生活的時代的特點和階級鬥爭的形勢；另一方面，更要深刻地掌握這個人物所的具環境和他們所走過的道路。《“我的罪過！”？》也許在現實生活中是有一定的影子和原型的，然而藝術的真實並不等于生活的真實。爲了塑造好典型形象，一般地說，應該把思維的著重點放在人物格的揭示，而不應該偏重于情節的取勝上。《“我的罪過！”？》爲了說明情節的合理、真實，作了許多墊鋪、交代，這些墊鋪交代基本不是從塑造人物出發的，而是爲了自圓情節的。

　　根據以上的粗淺分析，我覺得《“我的罪過！”？》是一篇違背了真實原則的作品。此意見妥當與否，請廣大讀者明察指正。

　　（原載《雨花》1979年第3期）

《違背了真實性原則》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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