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我的罪過！”？》的作者在有限的文字中，通過描寫蘇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鞭笞了“四人幫”妄圖篡奪權、禍殃民的反革命罪惡行徑。作者筆下的蘇颀，是現實生活中的“這個”人，真實可信，且有典型意義。

　　有一種說法，認爲蘇颀“罵”丈夫、與陳逸成結合是不典型的，不真實可信，這種以生活的一般邏輯來約束人物的看法是形而上學的。爲了揭示蘇颀格的深刻的思想意義，作者對她“違心地讀所謂批判稿”時複雜紛繁的心理的描寫，是獨具匠心的。把蘇颀愛丈夫，但又去“罵”丈夫的痛苦異常、複雜麻亂的心理，與當時的嚴酷的政治氛圍融于一爐，深刻地昭示了蘇颀格脆弱的社會因素，從而使人們對她寄予深切的同情。鑒于此，我們認爲蘇颀“罵”丈夫——並且是已“暴死”的丈夫——雖然遭致陳逸成的責備，但，象蘇颀這樣格脆弱的女人，在當時“四害”橫行猖獗，民主已被剝奪，是迫于無奈。如果我們用話劇《于無聲》中歐陽平的堅強不屈的格來要求蘇颀不去“罵”丈夫，反過來大罵姚群之流，那未，這樣的典型未免有點單一化。單一化的典型能叫典型嗎？能令人覺得可信嗎？我們的回答是：否！至于蘇颀與陳逸成的結合，我們以爲也是真實可信的。劉煜“暴死”的惡噩，蘇颀是信以爲真的。陳逸成一心一意鑽在數理化中，被姚群之流認定爲走白專的典型。而蘇颀從鬥爭實踐中認識到姚群一夥是顛倒是非，感到陳逸成可愛。這種愛情，是在激烈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産生的，所以，不僅真實可信，且富有強烈的愛憎彩。再看，當陳逸成被姚群之流放回來後（其時已粉碎了萬惡的“四人幫”），蘇颀更是對他尊敬，熱愛。可見，蘇颀與陳逸成結合不論從當時鬥爭形勢，還是按現實生活的邏輯，不論從她的格發展，還是從故事情節的變化，都是合情合理的。事實也是如此。在“四人幫”橫行時期，有多少密無間的夫婦被拆散、有的死亡、有的逼瘋。但是，大多數被拆散的夫婦，他（她）們不怕鬥爭殘酷，繼續找自己志同道合的戰友，同心協力地與“四人幫”作鬥爭。蘇颀難道不就是這樣嗎！？

　　如果說，前一階段（以“罵”丈夫爲界）蘇颀的格是柔中有剛的話，那未，後一階段的格則是剛中有柔。嚴酷的鬥爭使這位人民教師清醒認識到，對“四人幫”一夥，不能軟弱讓步，應當堅強戰鬥。這個格的質的轉變，正是當時“于無聲聽驚雷”的政治氣候在蘇顧身上的反映。作爲深受“四人幫”迫害的蘇颀，她的格質變，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一是揭示了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指明了“四人幫”一夥完蛋的日子已近。二是從蘇顧身上看到了億萬中人民同“四人幫”鬥爭的英姿俊態。所以，我們認爲，蘇颀之所以是一個真實可信的典型，其格的質變是一個重要的本質的緣由。如果沒有此緣由。蘇颀這個人物恐怕立不起來，當然更談不上什麼真實和典型意義了。

　　按照生活的一般邏輯判斷蘇颀是不典型、不真實，實質上是對生活本質的認識匮乏貧淺。我們說蘇颀是一個真實可信的典型，是因爲她的格發展是社會上鬥爭發展所致，她的思想花是濺自社會鬥爭的漩渦之中。

　　（原載《雨花》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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