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象是一塊曆史的活化石。不是嗎？這一片民族文化的遺迹，超越了時間的風化，悄無聲息地存留下來，就象一只昆蟲凝縮在透明的松脂裏，最後變成了一塊琥珀。

　　這就是讀韓少功的中篇給我的一種印象似的感覺。

　　不過作品的內在意蘊並不僅僅如此。當作家把這一切如此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它更確乎是一種理的自覺的采掘和淘洗；前提是文化的覺醒與自覺，人的覺醒與自覺，由此袒露了民族文化深藏的礦層。這同樣是一個文學的覺醒與自覺的時代，于此通過文學表現出深刻的文化反思——在當代曆史變革時期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再認識。經過此前的幾個發展階段：政治、經濟文化（大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層面的反思，個人生層面的反思，由此萌發出文化的主意識，而到整個文化的反思。我們的文學獲得了真正充滿恢宏開闊的曆史感和時代感的眼界和襟。

　　最有意義的是作家創作主心態的變化。在這種重組的心理結構中，那些屬于創作主中具有久遠的民族烙印的思維定式和情感定式，如感傷心理、“大團圓”願望、道德化的情感等等心態特征正趨變異。沒有喟歎和悲憫，既非悼史懷古，亦不傷時怨世，前有古人，後有來者，面對浩瀚無盡的曆史文化，只有嚴峻深沈的思考和指向未來的選擇。同樣也是在這種意義上，具有特定階段的狹隘的倫理規範和審美觀念在宏觀的視野中自然也失去了它們衡常的穩態。

　　如果從表象上看，這篇小說似乎不加掩飾地描寫了人的醜惡和愚昧，但作品中描寫的內容被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予以表現出來，僅僅使用上述概念來進行解釋就顯得簡單化了，更不用說只是給以道德化的判定和純審美觀照。比如愚昧、作爲愚昧的對立面的文明雖有其程度之分，文明本身意味著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在任何時代，它又表現爲一種局限手限製。文明與愚昧，互相對立著，鬥爭著，但常常又交織在一起。再如醜，在同一種意義上，作品中的丙患不同于羅丹的《歐米哀爾》和委拉士凱茲的《寨巴斯提恩》。藝術家創作的老妓的造型和官廷侏儒的畫像，目的是要揭示醜中隱含的美，剝露出醜陋的皮囊中屬人的情感，讓一顆真實的靈魂跳出來，從人生的象征角度表現出外在的生理畸形和內在心靈的對立。丙總的形象是另一種範圍和層次的象征，一種文化的畸形産物，其中涵映的是愚昧與文明的對立。我們從丙患所由産生的文化環境中反思曆史，發掘民族文化的“根”，一種文化形態的胚胎和原型。不是單純爲著審美的靜觀，而是包涵著審美的層面，但又爲了更加深沈更加寬廣的文化思考。選擇和進取；通過對“一種原始的、直接式樣中的曆史”（盧卡契）的再現，“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韓少功：《文化的“根”》）。因而這種眼界和襟實是得之于深沈而闊大的文化意識。

　　由這種眼界和襟所萌生的創作意向，給韓少功的作品帶來一種深沈而曠遠的境界。在這部中篇中，值得注意的是由動態和靜態的交織所形成的內在結構。

　　頭寨確乎象一塊活化石，時間似乎在這裏凝凍住了，似乎世世代代這裏的一切都毫無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觀念情感，民風俚俗，包括極其低下的耕作方式，寨子之間無休無止的打冤家，鬼神崇拜，占蔔儀式，禁忌法規，從遠古到如今，好象從來如此，代代相傳。就連人也是一樣，那個一輩子只能發出兩種聲音（一是“爸爸”，二是“x”。兩種音響符號表示一喜一怒兩種最簡單的生理反應）的丙崽，不就老是長不大、自生至死都是一個“睚眦大的用也沒有”的“崽”嗎？——此爲靜態。

　　從長沙到湘西，從平原到深山，從現代文明的大城市到苗、侗、瑤、土家族所分布的寨子，留下了作家有意識考察楚文化源流的腳迹而沿著這條路似乎又無意識地探尋到了另一條文化失落的線索——

　　離東方兮隊伍長，

　　公公離東方兮隊伍長。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頭

　　回頭看家鄉兮白雲後。

　　行行叉行行兮開坳口，

　　和公公兮真難受。

　　擡頭望西方兮萬重山，

　　越走路越遠兮哪是頭？

　　頭寨由于打冤家（以及其他無盡的天災人禍的自然爲害和自我找毀）直接引發的威脅整個寨子生存的危機，于是人們“趕著牛、帶上犁耙、棉花、鍋盆、木鼓，錯錯落落，筐筐簍簍”的“過山”了。唱著這支流傳久遠的滿含民族痛苦的歌，這屬于“鳳的傳人”的一支就這樣從“東海”到“西山”，不斷地遷徙，不斷地“向更深遠的山林裏去了”。這也是一個象征，表現了一種文化逐漸衰蔽、退化和銷匿的行程——一條只遵循單向不可逆的“文化隔離”規律的行程——此爲動態。這使人想起本世紀人類學考古中的那些驚奇的發現：隱匿在非洲、亞洲、大洋洲的崇山峻嶺、熱帶雨林和蠻荒海島中的稀罕的部落，自然地理環境保護了它們，卻又限製、封閉了它們，隔斷了它們文化交流和進步的道路。

　　靜態的文化原型和動態的曆史演化的交彙，標示出文化反思的坐標點，這對著眼于現實和未來的選擇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點，韓少功的《爸爸爸》是能給予我們某種啓示的。

　　當前文學創作中出現的“文化熱”流，包括有兩個文面的傾向。一個姑妄稱之爲“文化人類學”派，主要致力于民族文化傳統的追思、考查。這中間包括汪曾祺、韓少功、鄭萬隆等作家。另一類姑妄稱之爲“社會心理學”派，偏重從當代人的生活方式、行爲習慣、情感態度中去反映積澱在現實人生和個心靈中的民族心理情感的底蘊。這方面的作家有陳建功、葉之蓁、張承志、阿城等。也有在創作中兼及兩者而得之的作家，如賈平凹、鄭義、李杭育、烏熱爾圖等。這樣劃分比較簡單粗略，事實上，不少作家是常常致力于兩個方面的思考，並力求在創作中獲得綜合的把握。

　　饒有意味的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爲指導，綜合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普通社會學，可能是今天社會人文科學研究的方向之一，這確實值得思考。

　　總的來說，于曆史轉折時期的文化反思應視爲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文學現象。這種思考並不是社會生活前進的附屬物，恰恰相反，它正是使曆史向前邁進的前提。但我們的著眼點畢竟要落在現實的土地上。因此，以民族文化爲基石，以新的大文化意識——即文化不僅是歸屬于意識形態的精神現象，而且是表現在人類社會的一切結構構成中，是人類社會各種領域的眼本質的特征——爲指針，從更宏觀更開放的角度，把當代人的情感心理當作一個整（其中也包括以一定的地理環境、語言環境爲範圍的區域），從較長的時間跨度上進行把握，這可能是我們文學的重要的曆史使命。

　　（原載《當代文壇》1985年第10期）

《嚴峻深沈的文化反思》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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