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江文藝》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發表署名楊箭的《評〈作品〉發表的兩篇小說》一文，是篇在文藝評論中繼續戴帽子、打棍子，搞“五子登科”那一套的“棍子”文章，是當前極左文藝思的又一反映。

　　文章借評《作品》上發表的《我應該怎麼辦？》和《在小河那邊》兩篇短篇小說爲名，對一年多來廣大文藝工作者沖破重重“禁區”，砸碎精神枷鎖，創作出來的一大批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短篇小說和其他文藝作品，表示極大的反感和不滿，認爲這是趕“頭”作品，譏諷文藝界“目前似乎有一種傾向：趕‘頭’吃香”。認爲“這種傾向是有害的”。爲什麼？據說，“‘物極必反’是一條真理。‘頭’趕的太過，已不能客觀地、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質。”作者硬說這類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文藝作品，“沒能正確地認識生活和反映生活，離開了社會主義中這個大框框，抛棄了和周圍的人群而不顧，一味地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曲折和人物命運的悲劇，或者爲了挖掘所謂主題的深度，而違背了悲劇事件發展和結局的可能”……總之，帽子一大堆，棍棒一齊下。這種論調，和八月份《山東文藝》發表的《這樣的“時髦”趕不得》中的某些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種種奇談怪論，有加以剖析的必要。

　　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文藝戰線撥亂反正，形勢大好。廣大文藝工作者解放思想，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和他們那個“顧問”推行多年的極左路線，沖破一個又一個禁區，創作了許多優秀文藝作品。每一個革命文藝工作者，對于這些作品，對于當前文藝界思想解放、創作活躍的大好形勢，都理所當然地感到歡欣鼓舞，拍手稱慶，這些作品盡管還存在某些缺點和不足，但主流和基調絕大部分都是好的。就拿該文所評的《我應該怎麼辦》？和《在小河那邊》兩個短篇來說，一經發表，就在群衆中引起強烈的反映，廣大讀者爭相傳看，議論紛紛，思想活躍，“應該怎麼辦”一時成爲人們茶余飯後的話題。廣大讀者從兩篇作品的總的傾向上很容易理解，“我應該怎麼辦？”不是真的要人們代作品的主人公去作生活上的選擇或追究法律的責任，而是告訴人們：爲了不讓這種悲劇重演，就必須和林彪。“四人幫”及其余毒鬥爭到底。同樣，《在小河那邊》提出的“這是誰的罪過？”也是顯而易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林彪、“四人幫”。任何人，如果確實對林彪、“四人幫”懷有義憤和仇恨，確實和人民共呼吸、同愛憎，讀過這兩篇作品，自然都只能産生這樣的思想認識和感情。

　　奇怪的是，此文作者卻與衆不同，“讀後覺得不對味兒，頗有彷徨、郁悶之感”，甚至橫加顛倒，指責“作者把我們帶進了那樣一個悲苦、難堪的黑暗生活中去，跟作品中那些不幸的人們一樣看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在痛苦中發出‘天呀，我應該怎麼辦？’‘這是誰的罪過？’的悲鳴”。

　　這真是莫名其妙的邏輯。難道林彪、“四人幫”瘋狂恣虐的十年間，不是製造了那麼多冤案、假案、錯案、禍延一億人口，把悲苦和黑暗降臨到千千萬萬個家庭；倒是河渙渙，蓮荷盈盈，綠新池，豔陽高照，到是一片光明嗎？該文作者還搬出一套文藝“理論”，斥責“作者筆下所津津樂道的主人公，幾乎都是些貌美囊空，沈醉私情的卿我之輩，好象天底下就這麼幾個好人同遭一片蹂躏”。他不去斥責林彪、“四人幫”製造多少人間悲劇的罪行，卻例打一耙，似乎只要你貌美囊空，沈醉私情，飽受林彪、“四人幫”的蹂躏也是活該、天理。這是什麼立場？什麼感情？該文作者教訓小說作者“這樣的概括和表現生活，是不是缺乏典型意義和普遍呢？”我們倒要問問該文作者：你們到底承不承認林彪、“四人幫”對中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承認不承認林彪、“四人幫”製造這場大浩劫的嚴重和普遍？

　　更其荒唐的是，這兩篇小說觸及的主題，明明是揭露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控訴他們製造的愛情、家庭悲劇，該文作者卻采取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硬說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披露了社會主義製度的缺陷以至暗的一面，觸及了這個製度本身已爲某些好人製造了悲劇命運的原則問題。”好家夥！揭露林彪、“四人幫”竟然變成“揭露了社會主義製度的缺陷”；鞭撻林彪、“四人幫”一手製造的大量悲劇，卻變成“觸及了這個製度本身已爲某些好人製造了悲劇命運的原則問題”。我們要問：這到底是什麼邏輯？這到底是何居心？這不是公然爲萬惡的林彪、“四人幫”開罪責，想把作品又打成“反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把作者打成“反反社會主義分子”、“反動文人”，還是別的什麼嗎？可惜該文作者錯誤估計了形勢，肯定只能碰壁。

　　特別惡劣的是，該文在摘引了小說《在小河那邊》中的一段話：“我們家這十年遇到一場大災難，這是爲什麼？如果僅僅因爲林彪、‘四人幫’，那些野心家又是怎麼爬上去的？讓他們當權，問過人民的意見沒有？”顯然，小說作者是在引導讀者深思，要防止“四人幫”的悲劇重演，就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但是該文作者卻說：“一目了然，作者在這裏進一步闡明：造成悲劇的主要根源還不是林彪、‘四人幫’，而是他們的後臺，是有權批准讓林彪、‘四人幫’上臺的人。這種巧妙的不點名批判，我們難道會感到陌生嗎？我們不知道作者怎樣回答長眠在九億中人民心靈之中的毛主席在天之靈？！怎樣向廣大人民作出正確的解釋？！”這真是莫須有的定罪法，是在繼續宣揚林彪、“四人幫”的現代迷信。這種借“高舉”之名行亵渎之實，棍棒交加，隨便定人罪名的做法又在重演，正說明肅清“四人幫”的流毒是何等艱巨，不可等閑視之的。

　　值得令人深省的是，“四人幫”垮臺已經三年，而“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的流毒，還遠遠沒有肅清！當前文藝上極左思的表現，是全面否定的三中全會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說什麼“思想解放過頭了”，“百花齊放放糟了”，“要收了”。剛剛有點藝術民主，就說是“准備奪權”、“右了”；剛剛沖破“四人幫”設置的重重“禁區”，就說是“不能動搖工農兵方向”、“要歌德，不要缺德”；剛剛用文藝形式揭批“四人幫”，總結這場民族大浩劫和人民大災難，就說“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極左文藝思，是發展當前文藝路線大好形勢的主要危險，我們要結合學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徹底批判林彪、“四人幫”全面販賣修正主義和極左文藝思的《紀要》，徹底肅清其流毒。

　　（原載《作品》1979年第10期）

《文藝批評不容再揮舞棍棒——評《評〈作品〉發表的兩篇小說》(揚群)》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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