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一九七九年第二、三期分別發表了陳凱同志的《我應該怎麼辦？》和孔捷生同志的《在小河那邊》。這兩個短篇從不同的角度描寫了社會主義時期的愛情悲劇。可以說是趕“頭”的篇。讀後覺得不對味兒，頗有仿徨、郁悶之感。

　　原因是作者把我們帶進了那樣一個悲苦、難堪的黑暗生活中去，跟作品中那些不幸的人們一樣看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在痛苦中發出“天哪，我應該怎麼辦？”“這是誰的罪過？”的悲鳴。因而受到一種冷酷現實的無情刺激，只能說：悲哉，命運！痛苦啊，生活！不幸啊，愛情！

　　這是一個普通讀者的心情和收獲。不知作者原意如何？這裏且不去研究這兩篇作品的故事有多少普遍和典型意義，有一點卻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作者都在趕“頭”，並用同樣辛辣的筆調，通過對發生在文化革命中的愛情悲劇的描寫，在不同程度上披露了社會主義製度的缺陷以至暗的一面，觸及了這個製度本身已爲某些好人製造了悲劇命運的原則問題。（盡管作品中不時罵了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我這裏指的是作品的客觀效果）。現在，讓我們還是一道對這兩個短篇進行一次冷靜的分析吧。先看《我應該怎麼辦？》。作品描寫了一個女人的不幸遭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夥破壞了薛子君的家庭幸福，她失去了愛情，深感世道悲涼，走投無路，只好跳自殺。劉亦民救了她並同她結了婚。然而命運之神不能饒恕她，痛苦又降臨到這個不幸的女人身上，原來聽說被迫害致死的丈夫在打倒“四人幫”後突然回到她的身邊。現在她有兩個丈夫。于是，她悲號著：“天啊，我應該怎麼辦？”是呀，她應該怎麼辦，她爲什麼找不出答案呢？這裏，我們不妨翻到前文看一看，作者寫道：“我沒有工作，沒有人，沒有家庭。我目前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面前這位中學時的同學。我和孩子的命運都在他手裏，只要他說一聲‘請你出去。’我和孩子就要流落街頭，去討飯行乞。”原來，人情多麼淡薄，社會多麼漆黑，除劉亦民之外沒有一個正義的人，這個社會竟是無人立錐之地。特別是小說在這裏寫明，時間是在打倒“四人幫”後的第一個春天。她（他）卻爲什麼看不到藍天和陽光，想不到和人民，社會主義製度如果有優越，她怎麼找不到出路呢？這是在純粹揭露“四人幫”嗎？我們再看看《在小河那邊》吧，我們看到了什麼呢？這裏是罪惡的淵茨：一對“天涯淪落人”——嚴嚴和岚岚，各自被曆史無情地抛到荒涼的海南島上，帶著心靈的創傷，在山溝裏過著孤苦仿徨的青春生活。嚴涼在這世間孑然一身，沒有人，也無朋友，既無溫暖，更沒有出路，這個當代的魯濱遜，似乎已被人遺忘了。他“聯想到自己的身世浮沈，覺得自己是被欺騙，被玩弄了……。多麼肮髒的政治，多麼醜惡的現實！難道理想信仰只是一個夢？”

　　是誰欺騙、玩弄和抛棄了他（她）們？這裏作了一個注腳。接著，作品裏又設計了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gāo cháo：這兩個失去了理智的知識青年，在風雨飄搖的小河那邊小草篷裏，陷進一場愛情的泥坑，方知戀人本是弟倆，于是，象天崩地陷一般，那麼可悲，那樣不幸啊？“這是誰的罪過？”是呀，這是誰的罪過呢？造成如此悲劇的大概是林彪、“四人幫”吧？不見得。在這兒作者不是寫到嚴嚴（嚴涼）一直把十年間的罪都歸于萬人詛咒的林彪、“四人幫”，從來沒細想過社會主義製度有什麼缺陷嗎？嚴嚴改名嚴涼，不是取義世道炎涼嗎？難道小說不是在這裏發現和證實社會主義製度的缺陷，並且爲某些好人製造了悲劇嗎？！（誠然，社會主義社會並不象共産主義社會那樣完美，但絕不是悲劇的根源）。更有甚者，作者在這裏借用小說中的岚岚（穆蘭）之口說出：“我們家這十年遭到一場大災難，這是爲什麼？如果僅僅因爲林彪、‘四人幫’，那些野心家又是怎麼爬上去的？讓他們當權，問過人民的意見沒有？”一目了然，作者在這裏進一步闡明：造成悲劇的主要根源還不是林彪、“四人幫”，而是他們的後臺，是有權批准讓林彪、“四人幫”上臺的人。這種巧妙的不點名批判，我們難道會感到陌生嗎？我們不知道作者怎樣回答長眠在九億中人民心靈之中的毛主席在天之靈？！怎樣向廣大人民作出正確的解釋？！

　　我認爲，“頭文學”也罷，“傷痕文學”也罷，這裏仍然有個寫什麼，怎麼寫的立場、思想、方法和藝術手法問題，打倒“四人幫”以來，我們的文藝園中曾産生了一些控訴批判林彪、“四人幫”罪惡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似匕首，象尖刀，直刺林彪、“四人幫”的要害，起到了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戰鬥作用，這樣的好作品，人民大衆是拍手稱快的。正確地反映這場大革命的波瀾壯闊的鬥爭，尖銳地揭露林彪、“四人幫”一夥對我們、家和人民的命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文藝戰士的一項義不容辭的職責。然而，目前似乎有一種傾向：趕“頭”吃香。結果，有不少作者就産生這樣一種創作觀點，覺得題材愈離奇古怪就愈尖端；情節越聳人聽聞就越有刺激；悲劇愈演愈悲才愈真實，因此便不管生活熟悉不熟悉，而是四獵奇，找上偏門，把道聽途說的“新聞”認真“加工”，巧妙構成一篇拿去發表，這種傾向是有害的。“物極必反”是一條真理。“頭”趕的太過，已不能客觀地、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質，而且極容易滑到“市民文學”之路上去。我認爲以上兩個短篇就是此類代表作。前面已經說過，這種“趕頭”的作品無論主觀願望如何，客觀效果上是不能准確地、有力地擊中林彪、“四人幫”的要害的。原因大概是作者沒能把動機和效果很好地結合起來，也許是作者本身對這場大革命及其各個重大政治背景所發生的悲劇事件的是非界限還沒分清楚，結果，沒能正確地認識生活和反映生活，離開了社會主義中這個大框框，抛棄了和周圍的人群而不顧，一味地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曲折和人物命運的悲劇，或者爲了挖掘所謂主題的深度，而違背了悲劇事件發展和結局的可能，這樣，就必然導致作品的不良後果。並且，作者筆下所津津樂道的主人公，幾乎都是些貌美囊空，沈醉私情的卿我之輩，好象天底下就這麼幾個好人同遭一片蹂躏，這樣的概括和表現生活，是不是缺乏典型意義和普遍呢？

　　另外就其藝術而言也並不新鮮。大家熟悉的王杏元的長篇《綠竹村風雲》中的天賜，說的就是那個老實忠厚的天賜救下從州淪陷時逃難的婦人，夫妻恩愛，可是，解放不久，那婦人的丈夫死裏逃生，要她回家團聚。那時她也有了兩個活著的丈夫，不過，她那時並沒有大叫：“天哪，我應該怎麼辦？”在這裏，作者用高昂的筆調，真實地描寫了共産員天來決心醫治舊社會遺留在貧苦農民身上的創傷和天賜這對患難夫妻的悲歡離合，令人信服、感人至深。《我應該怎麼辦？》中的劉亦民跟天賜的愛情遭遇多麼相似。可是，作者筆下的這些不幸的人兒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家裏（尤其在大治之年）卻無法找到出路，這樣的描寫符合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嗎？再說《在小河那邊》，我們可以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海港》裏發現它們竟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綏來司丹和佛朗瑣斯兄倆在十九世紀的法的悲劇遭遇，與解放後的新中的嚴嚴和岚岚弟倆的悲劇遭遇有多少不同呢？佛朗瑣斯發出“那是我的過錯嗎？”嚴嚴也發了“這是誰的罪過？”兩個時代，兩種社會，兩種製度，兩個土，居然聽到如此一致的喊聲，難道這只是偶然的巧合嗎？（只不過前者概括精當，真實可信，後者是鋪陳編纂，露出馬腳。）借鑒優秀作品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並要消化變成自己的養料才有價值。從《天賜》到《我應該怎麼辦？》，從《海港》到《在小河那邊》，還很難看出作者在這方面的努力，只是用移花接木的辦法，把一部分人的曆史悲。劇重演罷了。試問：解放後與解放前有什麼不同？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中與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法有什麼不同，革命現實主義文學與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又有什麼不同？這種借鑒能行嗎？！

　　“頭”文學只不過是百花園中的一朵花而已。可別忘了，八億人民決不能只有這樣一朵花，正象八億人民不能只有八個樣板戲一樣。我們要的是百花盛開的絢麗春姿。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今天，我們的文學家、藝術家可以揮戈上陣、縱橫馳騁，大顯自己的聰明才智了，我們的文學家、藝術家可以（也必須）沖破“四人幫”設置的種種禁區，大膽地選擇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願意寫的任何題材了，但是，這裏必須要有正確的立場觀點才成。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我以爲根本問題還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陳凱、孔捷生兩同志是有才華的作者，盼望你們能在學習社會、學習工農兵的實踐中，從自己最熟識的生活出發，創作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好作品來，爲文藝百花園中添上一塊鮮豔的彩，上面引用先驅者的活，就作爲與陳、孔兩同志的共勉吧！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于梅江邊

　　（原載廣東《梅江文藝》1979年第2期）

《評《作品》發表的兩篇小說——《我應該怎麼辦？》和《在小河那邊》(揚箭)》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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