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奧多爾·米哈依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對于我
廣大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紀俄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與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同爲俄文學卓越的代表。他走的是一條極爲艱辛、複雜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是俄文學史上最複雜、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創作，獨具特
，在群星燦爛的十九世紀俄文壇上獨樹一幟，占有著十分特殊的一席。
他于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普通的醫生家庭裏。父
在軍隊中擔任醫官時，取得貴族身份並擁有兩
不大的田莊。但總的說來，家境並不寬裕。他從小就跟著父住在平民醫院，接觸到的全是貧苦的病人。這對他後來的思想和創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由于家庭貧窮，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學校以後，就進了彼得堡一家軍事工程技術學校學習。但他對工程技術工作並不感興趣，畢業後一年就申請退職，離開了工程局繪圖。從此他就走上了職業作家的道路，專門從事文學翻譯和創作。就在退職後的一年之中，他譯出了巴爾紮克的名著《歐也妮·葛朗臺》，寫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窮人》。小說一出版，即轟動文壇，受到讀者的普遍贊揚。別林斯基稱之爲“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
兩年以後，他因參加彼得拉謝夫斯基小組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被捕，並被判極刑，剝奪公權終身，只是在行刑前數分鍾才被改判充軍服苦役八年（四年苦役，四年充當列兵）。實際上九年以後，他才因病獲准離開部隊，回彼得堡定居。這時，他已年過三十七歲，可以說他的整個青年時代，都消耗在軍營和苦役之中。他剛剛開始的創作，也因此而中斷達十年之久。
非人的苦役和充軍生活，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身
，他原本就質孱弱，並患有癫痫病，現在病情變得更加嚴重。經常歇斯底裏大發作。這一嚴重的疫病，以後一直未能治愈，伴隨作者終生。發作時，作者苦不堪言。
充軍歸來，重新拿起筆來從事中斷的創作時，他的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簡直與以前完全判若兩人了。他青年時代懷抱的夢想、希望完全破滅了，被現實生活扼殺了。他原有的信仰改變了；他拒絕參加任何政治鬥爭，不再號召人們起來反抗，而是要求人們容忍、退讓、妥協、順從、和解，從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再相信革命，精神上走向消沈。但盡管如此，他並未受到沙皇政府的信任，警察對他進行的秘密監視，直到他臨死前五年才撤消。
他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在個人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順利。先是同一個寡婦結婚，關系並不融洽。寡婦帶來的兒子，給他製造了不少麻煩，成了他的沈重包袱，成了他負債累累的重要原因。前妻去世三年以後，他才于一八六七年與自己年輕的打字員結婚，找到了一個忠實的伴侶，稱心如意地生活了十四年。
他是在生活的重壓下從事創作的。兄弟欠下的債款，需要他償還，前妻帶來的兒子，不從事任何勞動，一家的費用，全部由他負擔，因此他經常債臺高築。爲了還債，爲了生活，他不得不瘋狂地進行寫作，有時歇斯底裏發作之後不久就拿起筆來寫作。他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樣悠然自在、隨心所慾地創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多次寫到他創作時的苦況。由于有著沈重的債務，他經常主動上門向各家雜志投稿，這樣一來，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岡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們所得的三分之一，比如作者的《罪與罰》在《俄羅斯導報》上發表後所得的稿酬爲每印張一百五十盧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雜志上發表的小說卻是每印張五百盧布。爲了多掙點錢來還債，他的夫人也不得不自出馬，經營出版和推銷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沒能徹底擺
貧困。還清債務後，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先後到過德、瑞士、意大地、奧地利、捷克等等家。一八六七年續弦以後，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原來打算居留三個月，結果卻一住四年。他在外寫出了長篇《白癡》與《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外，他染上了賭博的惡習。也許與他的病有關吧，他嗜賭成癖，經常錢一到手，就去賭場，而一賭又幾乎次次輸得精光。沒錢去賭時，就歇斯底裏大發作，甚至痛哭嚎啕，對著夫人下跪。可以說他是一名病態的賭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決心，戒掉嗜賭的惡習。
貧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別是長達九年之久的苦役和軍營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創作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使他成了一位獨特的作家，一位充滿矛盾的作家。平心而論，他對俄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是有貢獻的。一部俄文學史如果缺了他這一章，那就很難說是完整的。他的創作影響，遠遠超出俄以外。現實主義派的作家從他的創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營養，現代派作家剛把他的作品奉爲經典，而稱他本人爲他們的先驅和導師。西方文學評論界對他的評價之高，令人咋
。他的藝術才華，連對他批判最爲尖銳的革命作家，也是無法否認的。比如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就說過他是“最偉大的天才”，“就藝術表現力而言，他的才華恐怕只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爭議的作家。引起爭論、批評和責難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揚的思想。他發表的作品，幾乎篇篇都引起過爭論，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受到的批評和責難之多，在十九世紀俄文壇上是罕見的。他原來信奉空想社會主義，反對農奴製，反對沙皇統治，服苦役和充軍歸來以後，放棄了原有的信仰，轉而反對暴力，反對革命。他認爲解決俄社會的對立，不能像西歐那樣，采取鬥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采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這樣一來，他就公開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對立面，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動作家”、“反革命作家”。雖然如此，他創作中的真實
、藝術，還是沒有人加以否認的。一百多年來，進步文藝界對他的評價，大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藝術，徹底否認他的思想傾向。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某些理論家對他的作品的批判，還是相當嚴厲的，認爲《罪與罰》雖是一部“最富于曆史涵義的社會心理小說”，給作者帶來過空前的榮譽，但它卻是“充滿了反動思想”、“實際上是公然反對革命民主主義的”；他的另一部長篇《被欺淩與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對革命鬥爭、維護順從思想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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